三十年前，台灣人第一次直選自己的總統。三十年後，我想問的是一個更小的問題：當越來越多年輕人連孩子都不敢生，他們還相信這個國家聽得見自己的聲音嗎？
兒子出生在1982年，戒嚴時代晚期。
當時的台灣一股企圖改變現狀的想法和行動，已經在許多角落以及不同的行業中醞釀著、散發著。而執政者在壓制的過程裡最常用的話術是「大家要為國家的安全、存在與未來著想」。
當時三十出頭的自己在札記上寫著：誰的國家？你們為什麼不直接說是為了黨國的權力與利益？
或許是那種壓抑、肅殺的社會氛圍持續存在著，加上始終看不到具體的「改變」的可能性，於是某天的札記裡我竟然寫著：想和太太說，我們一個孩子就好吧，那是身為長子一種傳宗接代的責任的完成，但是如果連我們自己都沒有把握未來是可以期待的希望，那多一個孩子不就等於不負責任地讓個世界多了一個受害者或一個不快樂的人？
我不記得那之後我有沒有跟太太商量過，但也許是某種默契吧，我們就真的只有一個孩子，而這個孩子今年四十幾了，他跟我不一樣，或許是成長過程裡看到這個島嶼的改變，「美好的未來」對他來說是一個可以期待的可能吧，所以他勇敢且自信地生養了兩個小孩。
我記得有一年的總統選舉時他還是高中生，開票當晚媽媽等不到他回家吃飯，將近半夜他才回到家，嗓子都喊啞了，我說：你連投票權都沒有，是在跟人家瘋什麼？他說：未來至少有兩年是他要為我負責欸！
說得也是，那年他18歲，算得可清楚了。
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名著《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中指出：「政治制度的演化猶如生物進化，是應對環境變遷、交織著偶然與路徑依賴的漫長歷程。」
我先後追隨蔣經國先生14載、李登輝先生12載，有幸完整親歷並參與了中華民國台灣波瀾壯闊的民主轉型。論及台灣民主化，必得從經國先生談起，因他深信，「民主化必先本土化，本土化則必求全民化」。在他任內排除萬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解除報禁、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開啟台灣民主轉型的先河。
台灣自1987年解嚴至今已將近四十年。這三、四十年間，完成了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並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民主轉型也伴隨著性別平等的顯著進展：2016年選出第一位女性總統，2020年女性立委比例創新高。政治民主化與性別平等的同步推進，也讓台灣在東亞民主國家中展現出獨特的進步面貌。
然而政治民主化不必然帶來完整的「公民身分」。英國社會學家T. H. Marshall指出，現代公民身分包含公民權（civil rights）、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與社會權（social rights）。對Marshall而言，完整的公民身分是讓所有人都能過上「文明生活」，不僅免於匱乏，更能以有尊嚴的方式參與社會。
「審美疲勞」在現代社會日益頻繁。無論是社群媒體的氾濫或旅行交通的普及，世人對於原本值得細品的事物，多已因習慣而逐漸麻木。而我想要討論的，就是對於「民主」的審美疲勞。
「民主的意義與價值到底是什麼？」
這個問題很老套，常被同儕視為又要長篇大論的起手式，正因大眾對民主各有解讀，難以規範，當然也就無法避免社會對於民主這個概念的氾濫詮釋。
從新聞報紙，到現在年輕人常用的各種社群媒體，民主對於一些人而言是底氣、是吵架的「相罵本」；那當然對於另一群人來說，就是浮濫的政治語言。所以我想強調的審美疲勞，就是在訊息流通如此快速的數位時代，民主這個符碼就淹沒在無窮無盡的爭論中，逐漸變得不重要了。
大學討論過非常多對於民主的定義、測量、深化及挑戰，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也是我認為台灣最需要的定義，就是「民主制度是一個社會中最能自我調節的制度」。申言之，就算國家遇到重大變故，社會秩序瀕臨崩潰時，民主制度能讓社會漸漸自我修復，回歸正常。
台灣民主運行超過三十年，從國會改選到總統直選，形式上已逐漸成熟。然而，當前
從威權政治轉型成為民主政治，台灣經歷過兩個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還政於民，由人民直接投票決定政權誰屬。這個階段於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後已完成。第二個階段是體制建構。這個階段事實上是從1997年修憲開始，現在還在持續進行中，遠遠尚未完成。
1997年修憲確立了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基本架構，也就是以法國第五共和憲政體制為藍本。在這以前，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究竟為何是不明確的。促成1997年修憲的歷史動能，正是這個不明確的憲政體制，讓當時剛從台灣歷史上第一次人民直選產生，受到多數台灣人民支持和期待，享有強大政治權力和極高政治權威的李登輝總統，面對潛在可能的國會反對多數而無所適從。
依據1940年代在中國大陸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總統應該是虛位元首。但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歷史傳統以及戡亂戒嚴體制的實際運作，不但產生了強人總統，也讓實權總統成為1990年代台灣政治文化接受的政治體制。1990年代初期民進黨強力推動的總統直選運動，更強化了支持實權總統體制的政治文化。這樣的政治文化很難讓虛位元首的憲政體制設計有效運作。關於這一點，中華民國在1990年代之前僅有的短促行憲史，其實已經作了有力的見證。
一句話的力量，能造就一個人，也能毁滅一場人生。
當我收到這份邀稿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什麼樣的主題我可以分享、引起共鳴？又是哪一些話能帶來影響力、啟發人們？於是我帶著謹慎的心思觀看現在的台灣，並跟自己的內在誠實對話。
身為一名原住民阿美族血統的台灣人，我很慶幸能有機會在英國長期創作與生活，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祝福，也是一個很棒的學習。因為透過不同文化與環境的生活經驗，大大的開拓了我的視野，也培養了世界觀。於是回過頭來看台灣，有兩件事想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多元文化的尊重與包容度」和「美感教育的養成」。
小的時候我對自己的膚色感到自卑，因為在亞洲的審美觀，白才是唯一的美，黑就像咒詛一樣，成爲了被嘲笑而且撕不掉的標籤。但到了英國之後，我反而受到了很大的注意與讚美，因為在歐美人眼中，我這被亞洲人鄙視的膚色，卻是他們眼中最頂級最性感的蜂蜜焦糖色，因此我也從他們的眼睛得到了自信。
我們嘗試建立一套更全面且客觀的分析架構，以長期觀測中國政經發展的趨勢變化，因而完成這份首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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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權化的科技治理，使中國創新從追求技術突破轉向追求可量化成果，導致低質化創新、同質化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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