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運行超過三十年，從國會改選到總統直選，形式上已逐漸成熟。然而，當前民調卻顯示台灣人對於民主體制的支持度顯著下滑。我想這並非民眾對政治口水的疲勞，而是一種更深層、結構性的「生存背叛感」。

當代無數的青年，正處於一場不見血的屠殺：它不奪取性命，卻精準地收割青春，將生命精華悉數獻祭給了房貸。當「生存」與「還債」被畫上等號，民主便淪為一個遙遠且空洞的詞彙。

對當代青年而言，成年的洗禮往往不是投票通知單，而是那張學貸帳單。

很多青年還沒領到第一份薪水，就在算還學貸的期數。而那種壓力是從學生時代就開始一點一滴地滲透。為了每個月幾千塊的還款，生活被切得很碎，視野縮小到只剩眼前的打工時數跟帳單。大家開玩笑說的「小確幸」，更像是不得不為的出口。

買不起房、不敢成家，至少還能買杯好咖啡、吃頓像樣的晚餐，在狹窄的租屋處換一點點短暫的尊嚴。

然而，好不容易還清了學貸，以為能喘口氣，抬頭一看，橫在面前的卻是一堵更高的牆：房貸。

試想，一個極其奮力工作，卻有半數薪資流向房東或銀行的青年，如何能感受到民主制度的「好」？

他們所看見的體制，不是「保障」，而是「剝削」。當房價與薪資脫鉤成為常態，住宅從避風港異化為金融奢侈品，民主在他們眼中更像是一場有執照的掠奪——讓資本階級擁有廉價的正當性，在合法的框架下榨取下一代的未來。

當一個體制無法保障公民的安居底線，它也勢必會一點一滴失去被擁護的道德高度。

高額房貸就像是社會對青年，甚至是中年勞動力的預先徵收。我們將公民最有創新力的三十年，抵押給了土地資產階級。

這種剝削不僅是金錢的喪失，更是對「民主品質」的殘害。當公民為了生存而精疲力竭，他們將失去參與公共事務的時間、對他人的關心、對議題的思辨與冒險的勇氣。一個被債務鎖死在工位的社會，注定長不出健康、有韌性的民主。

而這生存的貧瘠，同時也成就了民粹最肥沃的溫床。

當代議民主無法解決「居住」這類切膚之痛時，新民粹與極端主義便會更容易趁虛而入。

當青年認為現有的專家政治與議會邏輯皆是既得利益者的「共犯結構」時，邏輯簡化的陰謀論便顯得格外迷人。人們會開始渴求體制外的強人，甚至產生「威權體制效率更高」的錯覺。

這種對民主共識的瓦解，也正是房地產體制失衡後的政治併發症。

過往，我們習慣談論民主的價值，但卻常忘了民主最堅強的根基，其實是源自於一份單純的社會契約。

這份契約是一個不成文的承諾：只要公民願意付出勞動、遵守法律，體制就應當保障每個人最基本的生存空間與安身底線。

當青年在房貸中感到窒息，也意味著這份契約正在失效。

當努力工作不再能換取安居，生活只剩下一場看不到盡頭的還債。一個失去生存餘裕的社會，終究會長出焦慮與對立，而這份不安，往往也會轉變為對現行體制的不滿，讓原本安穩的生活，變得不再那麼平靜。

關懷青年的居住權，本質上是在修復這份崩裂的社會契約，也同時是在守護我們共同的家園。唯有讓下一代看見未來的三十年，我們過去辛苦建立的民主成果與社會秩序，才能在穩定的地基上繼續延伸。

讓制度重新回到人的身邊，讓安居成為一種跨世代的共識。唯有如此，台灣的民主才能在安穩中重拾生命力，走向下一個真正具備韌性、彼此共好的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