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終身藝文工作者，在追求藝術的路上，我經歷過戒嚴、解嚴與民主化，以及多次公家與民間身份的轉換，也曾有機會在多個公務單位擔任主管職。若將個人職涯放入社會發展的歷史來檢視，可以說，我是在台灣政治不斷變遷的環境中持續與做事的機會相遇。

1989年，我在34歲時首度進入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俗稱的「兩廳院」工作。當時台灣剛解嚴不久，從政治經濟到文化藝術領域呈現百花齊放、躍躍欲試的現象。而之後的九〇年代，文化發展和建設邁入了新階段，包括以地方為主軸的文化政策思考，以及藝術行政專業開始導入等，皆是時代脈動的重要突破與創新。

2000年，台灣首度政黨輪替，政府組織改造的推動，讓「兩廳院」這個十六年來缺乏組織法制定位、從而造成營運與管理問題的「黑機關」，有了思考制度變革的契機。在這個脈絡下，我於2001年第二度進入「兩廳院」工作，以中心主任身份主責「兩廳院」的法制化及組織改造。2004年，《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完成立法，「兩廳院」正式改制行政法人，也宣告行政法人制度在台創設的歷史新頁。

對我來說，一個制度的創始總有理想，希能擘畫新的可能性。回溯行政法人制度的理想與前瞻性，在於使負有國家公共任務的組織，能藉由人事會計鬆綁增加競爭力，並強調專業、彈性、創新、效率與執行成效。當時，政府以提高自主性、達成專業經營為核心理念，為行政法人化機構許下一個前瞻的未來，並為「兩廳院」帶來實現「國際一流」與「全民共享」夢想的可能。

就藝文生態系健全發展而言，我認為「國際一流」與「全民共享」兩個目標應是並行不悖的。因而，我常以「一個值得嚮往的畫面」來比喻：有堅強繁盛的大樹，有充滿發展性的小樹，還有滿地花草與陽光普照。事實上，這也是我對未來文化台灣的理想圖像描繪。

其中，我認為專業治理的落實至為關鍵。透過民主，我們對於文化的想像，已從「治理文化」邁入了「文化治理」，為此，實更有必要去堅持住專業取向的發展，使其能不為政黨政治所主導，讓專業能力的從業者，有機會去肩負起執行公共任務的責任，在合理的經營彈性與嚴密的公共問責和監督間，尋求相輔相成的平衡，既促進創新與專業成長，也保持監督機制的責任感與透明度。

雖然許多人都深感，要在現實世界裡實現夢想絕非易事，但說來有些弔詭，夢想之所以為夢想，就在於它有被實現的可能！唯有當夢想成真，我們才有機會繼續不斷逐夢，努力讓理想不再是虛幻的烏托邦。我想，個人的職涯如此，藝文的發展如此，而台灣的民主亦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