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1990年代國民大會對總統選制的辯論，1996年的總統直接選舉是個意外。本來國民大會的版本是委任直選，後來突然改為直接選舉，因為總統直接民選，形成以總統為中心的政黨政治。但從台灣百年民主歷程來看，總統大選又看似必然。從1935年總督府開放地方諮詢機構半數民選，1950年中華民國政府開啟縣市長和縣市議員全面直選，到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儼然是必定要走的下一步。

作為一個外交上被孤立的新興民主國家，中華民國需要有充分民意基礎的對外代表，向世界宣示這個國家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正以傲人的政治經濟成就走向世界。

除了建立選舉制度，1996年總統直選留下的政治資產還有李登輝路線。雖然今天很多人用「台獨教父」來定位李總統，但李總統在任時曾有「李登輝路線是沒有蔣經國的蔣經國路線」一說。事實上，蔣經國總統晚年同時解除戒嚴和開放探親，而李總統除推動民主外，對外一面與中國大陸建立對話協商，一面擴展邦交國，即使經歷1995-1996年飛彈危機，李政府依然維持與大陸官方互動機制，直至卸任。

李總統後的歷任總統，看似對外政策截然不同，實則仍沿著李登輝路線前進，差別只是偏重的是擴展國際邦交還是維持兩岸對話。

總統直選三十年來，民主化過程形成的社會分歧依然清晰可見。解嚴初期，族群身分和統獨態度被認為是社會分歧的根本原因，但經過教育本土化和三次政黨輪替，國民對身分認同的差異大幅拉近，台灣人認同穩定超過六成。然而，對於台灣未來前途，到底是「抗中保台」還是「和陸興台」，如何在尊嚴與安全間求取平衡，兩派擁護者依然涇渭分明，相持不下。而因為對外政策形塑的社會分歧，其根源不只出自國民偏好，更因沒有完美解方，且非台灣可以獨自決定，兩派皆有難以撼動的社會基礎。

雖然，當前社會根本分歧來自外在環境，但總統直選下贏者全拿的政治格局，卻固化兩極政治結構，限制台灣因應外在挑戰的彈性，更無法形成能夠向未來邁出大步的整體國民意志。要突破當前的外在困局，台灣需要打破贏者全拿的政治格局，在憲法雙首長制的架構下，通過聯合內閣把李登輝路線的兩個面向再次整合起來，把對內的分歧轉為對外的槓桿。

民主，不只要由人民決定，更要能夠團結人民，用共同決定打造共同體，這是九六直選未竟的民主路。聯合內閣未必是最好的路，卻是從未嘗試的新路，值得國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