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想想論壇》邀我撰文，寫總統直接民選三十年。

1996年對台灣是極重要的一年。對我個人也是。

我聽說，每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整個生涯所處理的，其實是他們年輕時所遭遇和認知的時代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我這一代處理的就是1990年代的問題。

也因為當年的經驗與問題意識太強烈，讓我常常忘記三十年已過去，以為自己還是二十九歲。

2026年的今天，我早已轉身成為歷史街區的創業者、創作者。

1996年三月的首次總統直選，我是彭明敏謝長廷競選總部政策部主任，然後是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文宣部副主任。

最近這幾年，我擔任李登輝基金會董事。

彭明敏與李登輝，是1996總統大選的對手。我的人生與他們二位都有交集。非常感念。

當國家遇到困難，還是會讓人想到，如果他們還在，會怎麼說、怎麼想。

整個1990年代，我們在李登輝先生的對立面，一邊抗衡，一邊推進台灣的民主。

彭明敏先生、謝長廷先生，以及合力修憲的黃信介主席、許信良主席、施明德主席、林義雄主席，都和李登輝先生有這種對抗又合作的關係。

1990年代是台灣政治發展的黃金年代，因為有高明的執政者，也有高明的反對者。

反對黨從李登輝學到很多，李登輝也從在野領袖學到很多。彼此要過招，要推測對方的謀略是什麼。

雙方都有智慧，雙方也有理念。那個年代的政治對抗是有意義的。

台灣做為一個「獨特國家」的存在，於1996年經由總統直選大抵完成。

雖然國家形成，但憲政制度未完備。

自1996年來，政治權力競賽就以總統選舉為核心。圍繞這個賽局的遊戲規則卻不完整，造成如今的憲政僵局。

這是總統直選三十年留下的挑戰。

1996年五月，總統大選後，民進黨新世代一百多人聯名發表《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這份文件是我寫的。

當時我們對剛由人民選出的李登輝總統有所期待。我們提出「本土兩黨制」——「對外一致，對內競爭」。

「本土兩黨制」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當時李登輝先生是國民黨領導者。李登輝不僅推動台灣的民主化，也落實國民黨的本土化。

但是在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國民黨內勢力迫使李登輝離開。從此國民黨走了另一條路。

國民黨背棄了李登輝路線，又背離了長期的盟友美國，投靠反民主的中共政權，對台灣造成極大的危險。

「對外一致，對內競爭」的「本土兩黨制」已不再可能。

但現在的憲政及選舉制度是有利兩黨制的，使得國民黨可以繼續生存甚至發揮極大槓桿力量。

兩黨制的鐘擺效應，讓台灣一直處在高度風險中。

唯有創造新的多黨制，形成穩定的本土民主聯盟，才能讓台灣民主力量長期執政。

因此必須再次修憲。我們可以稱之為「第三共和」。

1990年代李登輝主導的前六次修憲，日本政治學者若林正丈稱之為中華民國台灣的「第二共和」。

「第二共和」對台灣民主有巨大貢獻，但也造成侷限。侷限就是壓抑了新的政治力量。

如何從1990年代締造的「第二共和」，在2020年代演化為「第三共和」，是當前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