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民主台灣的下一個30年，我認為，能源治理的革新是必要課題。

能源轉型過程不只是再生能源設置容量的數字增長，亦須強化能源體系由集中走向分散、由權威走向民主的質性改變。藉由提升公民及社區的參與力量、落實能源公正轉型與包容性，將可為能源政策帶來更堅實的民意基礎與社會支持。

對我而言，「人人享有永續能源」（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不只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7的核心願景，亦是落實「能源民主」（Energy Democracy）的重要關鍵。根據台大政治系林子倫教授觀點，「能源民主」包含三個面向：第一是決策的民主化、第二是能源的在地化與分散化、第三是利益與權力的重分配。

國際學者Burke與Stephens亦指出，「能源民主」並不只是以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而是透過抵抗既有化石燃料體制、奪回能源體系的公共控制權，並重構更民主且更具社會正義的能源制度，從而推動一場結合權力重分配、公共控制與制度重構的社會技術轉型。

具體而言，納入「能源民主」觀點將有助於我們「抵抗」（resist）化石燃料主導的能源體制、「奪回」（reclaim）能源的公共決策權，以及「重構」（restructure）更民主、公平的能源治理架構，藉此轉向公民、地方政府、社區及多元行動者共同參與、共同治理、共享利益的社會技術體系改變。

台灣淨零政策及能源轉型應更看重能源民主的價值，亦須落實公正轉型與包容性等策略，幫助形成強化能源韌性的社會基礎工程。

如同國際能源總署（IEA）所呼籲，真正以人為本的能源轉型，必須將培訓技能、體面工作、勞工保護、社會和經濟共榮發展、平等、社會包容及公平納入，並讓人民成為積極參與者。由此可知，能源公正轉型及促進包容性的核心，不在於多辦幾場政策說明會，而是將弱勢辨識、社會對話、權利保障、能力建構與利益共享內建於能源轉型的治理機制當中。

首先，政府應建立常態化且能回饋決策的多方參與機制，讓地方社群、社福組織、婦女團體、青年與脆弱族群在規劃與執行階段即被納入。其次，應將能源脆弱對象的辨識制度化，作為補助、節能改善與韌性投資配置的基礎。

第三，政策設計需強化可負擔性與利益共享的支持措施，避免轉型紅利集中於有能力的資本業者。第四，應將包容性從「少數代表」推進到讓更多利害關係人「有能力參與」，透過擴大培訓、地方就業與社區能源方案，讓更多人成為能源轉型的積極行動者。最後，必須把性別、地方與脆弱群體的參與視為能源治理的基本原則，而非附屬配套措施。

挑戰傳統能源治理的龐大體系及制度框架絕非易事，過去能源政策的思考往往局限在談論再生能源的選擇、電網韌性及備援容量等技術工程，未來亦須納入社區知識與民眾能力建構、強化弱勢族群權益及利害關係人參與、提升全社會的能源素養及行動，如此才能讓能源轉型成為一場更公正、更包容、更有韌性的社會技術系統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