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看到西方臉孔的年輕大學生說出可以交流的台語，一點都不扭捏害羞，我不斷的想到在台灣我們對於語言的糾結和沉重的階級感。

我們靠著社會文化建構出對抗病毒的防禦城牆，這個做法其實可以套用在假資訊：建立一個比事實查核機構更基本的東西，讓警覺假資訊的習慣，成為社會的日常。

在AI世代，教育應建立在「人機協作」與「人文價值」的動態平衡上，使民主培育向下札根。

只有正確理解我們的憲政體制，我們才能正確理解這個危機，並找到解決這個危機的正確途徑。

政治對抗應止於國家整體利益之前。當涉及國家安全、關鍵基礎建設與對外戰略時，政黨應以共同利益為依歸，而非將其化為意識形態對立的工具。

居住改革若要重獲政治正當性，需要的是新的社會價值——購屋不是安居的唯一可能，民眾當有租、購乃至其他形式的多元選擇。

藍綠政黨交替執政，台灣人在｢台獨、華獨、華統、被統｣之間做選擇。直到｢中華民國台灣｣說法將｢中華民國派｣與｢台派｣結合在一起。

直選那年出生的孩子到現在也滿三十歲了，變成現在台灣最重要的一群支柱，台灣的個性長出來了。

雖在民間團體多年倡議移民工人權的努力下，「多元文化」逐漸成為移民政策的常見語彙，然而，這套論述往往停留在表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