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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 30觀點

有志氣的世界公民

兒子出生在1982年,戒嚴時代晚期。

當時的台灣一股企圖改變現狀的想法和行動,已經在許多角落以及不同的行業中醞釀著、散發著。而執政者在壓制的過程裡最常用的話術是「大家要為國家的安全、存在與未來著想」。

當時三十出頭的自己在札記上寫著:誰的國家?你們為什麼不直接說是為了黨國的權力與利益?

或許是那種壓抑、肅殺的社會氛圍持續存在著,加上始終看不到具體的「改變」的可能性,於是某天的札記裡我竟然寫著:想和太太說,我們一個孩子就好吧,那是身為長子一種傳宗接代的責任的完成,但是如果連我們自己都沒有把握未來是可以期待的希望,那多一個孩子不就等於不負責任地讓個世界多了一個受害者或一個不快樂的人?

我不記得那之後我有沒有跟太太商量過,但也許是某種默契吧,我們就真的只有一個孩子,而這個孩子今年四十幾了,他跟我不一樣,或許是成長過程裡看到這個島嶼的改變,「美好的未來」對他來說是一個可以期待的可能吧,所以他勇敢且自信地生養了兩個小孩。

我記得有一年的總統選舉時他還是高中生,開票當晚媽媽等不到他回家吃飯,將近半夜他才回到家,嗓子都喊啞了,我說:你連投票權都沒有,是在跟人家瘋什麼?他說:未來至少有兩年是他要為我負責欸!

說得也是,那年他18歲,算得可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