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一九九九年春夏之際，隨著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即將到來，全台灣也進入「政治論述大轉型」的熱鬧時刻，重量級人物爭先恐後提出各式各樣的「新價值」、「新思維」、「新共識」、「新道路」、「新典範」與「新政治」，包括連戰喊出的「優質民主」，宋楚瑜主張的「超統獨、超族群、超黨派全民政府」與「第三選擇」，陳水扁高聲倡議的「新中間路線」與「全民路線」，以及許信良提出的「主流價值」等等。
對李登輝而言，這些有意問鼎大位者紛紛提出有別於舊時代的新願景，不啻衝著過去十餘年來其主政與治理風格而設法翻開新頁，甚至是某種間接否定。面對準備脫黨競逐大位的宋楚瑜，以及試圖掙脫「李登輝情結」的陳水扁，台灣社會積蓄了一股「省思李登輝體制」的強大能量，同時傾向於把宋楚瑜在國民黨內的處境，當作檢視「李登輝路線」的指標，而國民黨欽定接班人連戰，在一九九九年年中聲勢依舊委靡不振，向來把「中國國民黨傳承」與「台灣本土傳承」運用得出神入化的李登輝，是否能透過連戰順利當選而讓這兩大傳承繼續延續下去，已成了一大問號。
與此同時，面對中共在國際社會上對台灣強力打壓，年邁且性格固執的李登輝在決策過程中，很難將個人情緒與好惡完全排除。丁渝洲回憶，他在一九九九年二月接下國安局局長的職位後很快便注意到，每當李登輝聽取有關對岸情報的簡報時，往往在聽到中共對台使用嚴厲的字眼時，明顯流露出極端厭惡與不滿的情緒，為避免過度刺激總統，丁在隨後上呈的簡報裡都會將一些具有高度刺激性的字眼稍加修飾，以便迎合李登輝個人的情緒反應。
機密情報內容的字眼尚可加以修飾美化，然而藍、綠惡鬥乃至國家認同出現重大歧異，對台灣情報工作帶來的沉重打擊卻是無法避免的。一九九八年七月四日傍晚，一位名叫楊濤的大陸偷渡犯自福建對岸游泳登上金門，聲稱要投奔自由，國安部門調查之後，赫然發現楊濤任職於湖北省咸寧市的中共國安機構，為了向台北輸誠，他出示一份逃離大陸之前偷偷抄錄台方派赴大陸情報工作人員的名單，共計二十四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經過核對後，驚訝地發現該名單的準確度極高。十天後，參謀總長唐飛向李登輝報告此事時語重心長地指出，綜觀近年台方派遣人員赴中國大陸工作頻傳失事，足證中共對台灣情報部門的滲透顯然已相當深入。
一葉知秋，翌年（一九九九）三月，對台灣敵後工作有重大貢獻的劉連昆在北京失事被捕，並於五個月後遭處決。接著二○○○年三月十六日，曾經參與策反劉連昆的軍情局派駐莫斯科的綜合情戰官馬美強，在自宅裡神秘殉職，死因不明，一說他自殺身亡，也有一說他遭「敵方」謀害，而馬美強家屬私下懷疑他是遭同樣派駐俄國的軍情局同仁勒斃殺害，因為這些同仁都被對岸吸收了，欲策反馬美強未果而動了殺機。其他多個重要情報專案也在同一年政黨輪替之後，一一遭中共瓦解，事故頻生。台北的大陸工作動能再也回不去昔日的巔峰狀態，不僅如此，台灣國內政治認同一旦出現劇烈分歧，反而讓北京當局有更多機會來吸收台灣人民為其效勞。
李登輝就是在這種企圖延續政治能量，夾雜著對中共政權強烈厭惡甚至仇恨的情緒，想努力掙脫「一中」框架，並希望在卸任前完成對台灣這塊土地最後一份政治使命的迫切心理之下，於一九九九年七月拋出舉世震驚的「兩國論」，進行卸任前的最後一場政治豪賭。
「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經過九個月的研究之後，由蔡英文所領導的團隊在該年（一九九九）五月完成報告，其重要結論如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名字正好是「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與治權皆未及於中國大陸，兩岸之間互不隸屬，兩岸關係的本質也非內政問題，而是國際關係。基於這種認知往前延伸，這份報告建議未來不要再提「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就已存在」、「一九四九年起兩岸隔海分治」或者「分裂國家」等說法，以免台灣與大陸之間產生歷史連結。
為了強化以上觀點，報告還主張《國統綱領》最終必須廢除，而為達此目的，今後應當停止召開國統會並停止引用《國統綱領》的名稱與內文，以便在台灣人民對《國統綱領》的信心淡出之後，可以讓新的兩岸關係綱領取而代之。若要實現這些論點，就必須有配套措施，譬如透過修法與修憲的手段，其中修憲設計最重要的精隨，是要能把《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所述「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同意不得變更之」，改為「本憲法有效實施地區」，如此一來，憲法就會把國土範圍限縮於台、澎、金、馬地區，以符合「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構想。
顯然李登輝對這份報告深有同感，或許在他心中，隨著台灣實現民主化，本土認同崛起並深化鞏固，「中華民國」乃至兩岸關係現狀的定義必須被改寫或者重塑，而非鐵板一塊。以更露骨的話來說：國民黨既然早已不談光復大陸，如今北京政權對台灣又如此敵視，那麼為何台北還要苦苦堅持「兩岸互相隸屬」？
六月下旬，李登輝出席國民大會聽取建言時，針對國、民兩黨因修憲議題而導致協商陷入僵局，他意有所指批評眾人「格局太小」，同時又暗示「什麼都可以修」，似乎是在為「兩國論」入憲預先布局。
與此同時，蔡英文與張榮豐在出發前往美國參加一場會議之前，向陸委會主委蘇起簡報「兩國論」中有關大陸政策的結論，蘇起對於「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運作的內情毫無所悉，這份報告內容自然引起他的警覺，當下建議蔡、張兩人應先邀集相關政府官員集思廣益，再將定稿上呈李登輝，其建議獲得兩人同意，並商妥七月十七、十八兩日在大溪鴻禧山莊進行閉門討論。蘇起仍不放心，於是他向國安會秘書長殷宗文打探此事時，殷告之全案尚未底定，而他本人心理上似乎也受到不小的衝擊，向蘇起坦言他對報告中結論的部分內容同樣也有所保留。
吾人尚無從知悉蔡英文所召集的專案小組，在九個月的時間裡究竟向哪些國內外專家學者請益及尋求靈感，也無法確定三年前那批歐陸國際法學者，基於兩德歷史經驗所提出的重要線索，是否對小組成員有所影響而做出結論；無論如何，李登輝對這份報告是強烈認同的，他甚至等不及政府部會首長在鴻禧山莊充分溝通，就決定公諸於世。
七月九日下午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總裁魏里希（Dieter Weirich）的錄影專訪時，他強調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之後從未統治中華民國所轄台、澎、金、馬地區，而一九九一年政府啟動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於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李登輝接受專訪時，新聞局長程建人全程作陪，此時已轉任總統府副秘書長的林碧炤則擔任英文傳譯，他把「特殊國與國關係」翻譯成“state to state relationship”和“two states in one nation”，專訪結束後滿臉驚訝的程建人抓著林碧炤的手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怎麼會這樣翻譯？稿子是你寫的嗎？」林答以談話稿的前半段是他寫的，後半段就不是了，中文稿上面還留有李總統本人字跡，因此那段「特殊國與國關係」顯然是他自己加上去的，程建人聽聞後，當下表示「代誌（事情）大條了」。
翌日清晨，台灣各媒體大幅報導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的專訪內容，民進黨立即附和叫好，陳水扁甚至表示李的務實談話與自己向來的主張「不謀而合」，並強烈支持將「兩國論」納入憲法。當天是星期六，上午李登輝在淡水八里與一群國大代表打高爾夫球，他告訴正、副議長蘇南成和陳金讓，他支持國民大會通過「延任案」，並要蘇南成立即與各政黨展開協商。同一天下午，李登輝又轉往桃園楊梅揚昇高爾夫球場蒞臨總統杯球賽，他的心情極佳，一見到前來球場的國民黨國大黨團書記長蔡志弘便囑咐他，民進黨國代若提出有關領土範圍的修憲案，「愛厚軌啦！」（要讓它過關）並要蔡志弘趕緊找國民黨秘書長章孝嚴與總統府秘書長黃昆輝商量，蔡當下直覺苗頭不對，隔天只去見章孝嚴而未找黃昆輝，章的態度相當慎重，回應表示不妥，並要蔡志弘讓總統的指示「吹吹風就好了」（釋放風聲）。此時李登輝正設想著透過與民進黨再次攜手合作，要在一九九九年夏天一舉讓總統、立委與國代的「延任案」以及「兩國論」入憲雙雙過關。
七月十一日，中共官方首次發聲嚴厲批判「兩國論」，抨擊李登輝公然把兩岸關係扭曲為國與國的關係，「暴露其一貫蓄意分裂中國領土和主權的政治本質」，並警告台獨勢力「立即懸崖勒馬，放棄玩火行動，停止一切分裂活動」，接著透過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公開喊話，要求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針對李登輝談話做出澄清，西方主流媒體則紛紛以「台北放棄一個中國」為題來解讀李登輝的訪談內容。
總統府的幕僚們開始緊張了，翌日上午一早，國安會秘書長殷宗文找來黃昆輝、林碧炤、蔡英文與張榮豐等人商量，直說情勢很緊張，才剛從美國返台的蘇起則準備在當天親自再飛一趟華府，向美方說明溝通，一群人隨後前往會見李登輝並紛紛表示看法，李聽聞眾人發言之後直呼：「免驚啦！」希望此事能淡化處理，儘管如此，他當下嚴正要求林碧炤必須立即對外澄清「特殊國與國關係」不等於「兩國論」，並強調他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必須依照憲法的規定來執行職權，又說：「我們的憲法是一個中國的憲法，在一個中國的憲法之下，中華民國是代表一個中國。」只不過這番自我辯解既無法撫平對岸中共的怒氣，也無法說服事前毫無所悉、沒有心理準備的柯林頓政府。
七月十四日上午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張戴佑與副處長楊甦棣（Stephen Young）連袂前往總統府請見李登輝，張戴佑顯然有備而來，他取出預先備妥的《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過去的政策聲明，質問李登輝的新論述是否已偏離憲法，並意圖改變兩岸政策，又說美政府對於「特殊國與國」的談話，因為事前未獲諮商而「深感意外」（completely surprised）。李極力辯解台北的大陸政策並無「根本改變」，他的談話是從現實、法律與歷史的角度將兩岸關係的定位講得更清楚，雖然兩岸是兩個互不隸屬的國家，然而台北並未放棄追求和平統一的長遠目標，李接著強調此論點絕非臨時起意，而是經過長達一年的審慎研議，張戴佑聽了之後更加不滿，質問如果這一宣示已經研議了一年多，為何過去這一年來他與外交部、陸委會與國安等首長接觸交流時都未被告知？會談最後，張戴佑重申美政府的既定立場是支持「一中」及兩岸問題必須和平解決，李登輝則再次表態無意改變兩岸關係的架構，只期盼透過「新基礎」來解決「老問題」。
同一天，總統府召開緊急應變會議，眾人決定把「特殊國與國」的論點拉回來，將其包裝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另一種說法，藉以平息各方壓力。在太平洋彼端的美國，國務院代理國務卿塔波特召見中共駐美代辦劉曉明，澄清華府事前對李登輝的發言毫無所悉，保證美國對華政策沒有任何改變，並如實轉達前一天李向張戴佑做出的口頭承諾。
台北高層急忙著手拆解危機，然而「兩國論」已帶來巨大的衝擊。柯林頓親自與江澤民熱線通話，其他美政府要員則在各種場合重申「一中」政策未變；對台灣不甚友善的東亞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在第一時間於東京聽聞李登輝談話後，面對記者包圍詢問時一臉鐵青，說一定要讓李總統把話吞回去；人在華府的國務卿歐布萊特則直言台北對「兩國論」的補救措施「做得還不夠」（doesn't quite do it）。原本國會山莊跨黨派支持台灣的參、眾議員也因李登輝的談話而出現裂痕，雖然有支持的聲音，但民主黨首席參議員拜登與共和黨籍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湯瑪斯（Craig Thomas）等人則公開反對「兩國論」。
奉命來台緊急溝通的AIT理事主席卜睿哲向國府高層再次強調，華府對整起事件非常震驚與詫異，在聽聞李登輝重申他只是陳述具體事實，而非大陸政策出現重大改變之後，卜睿哲語重心長地表示，兩岸唯有保持對「一中原則」模糊的解釋空間，才能維持穩定的局面。台、美雙方最後達成妥協，美方同意台方將「特殊國與國」觀點解釋成「一個分治中國」的進一步演繹，並透過七月三十日辜振甫在答覆汪道涵的公開信裡加以呈現，國府則同時歡迎汪能如期訪台。
（本文摘自第九章 從「框架」中掙脫：掙扎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