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漢光演習首度加入對台灣網路的「人為降速測試」。在中部及北部地區的兩個半小時測試時段內，全台約1700萬人（佔總人口約73%）的行動數據傳輸強制降速，但語音通話與簡訊服務維持正常運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直言，此次的演練情境是在測試，當承載民用與政府通訊的海底電纜停止運作時，台灣的通訊系統將如何繼續維持。

這不僅是一次合理的演練，同時也提出了一個長期未受重視的問題：一旦海纜被切斷，有什麼備援機制能承載這些龐大的流量？

目前台灣在倡議保護海底基礎設施方面已經有所進展。海底電纜如今被數位發展部指定為國家關鍵基礎設施，並受《刑法》保障。然而，在海纜中斷時作為通訊備案的「衛星備援」計畫，卻鮮少受到審視。從預算文件、審計報告以及立法院公報紀要來看，現有的機制距離真正的「衛星備援」實際上仍存在不小差距。

衛星備援防線有限

距離中國海岸比到台北更近的馬祖地區，在過去五年間，海纜斷裂超過20次。2023年更讓當地居民陷入長達50多天無法正常通訊的情況。2025年6月，台南地方法院針對多哥籍貨輪「宏泰58」切斷海纜一案，判處中國籍船長王玉亮三年有期徒刑，創下台灣首起因破壞海纜而被刑事定罪的案例，該判決於同年8月的上訴中維持原判。

此項有罪判決是依據當時的《電信管理法》規定。檢察官依該法第72條第1項對王男提起公訴，該項條文是立法院在2023年馬祖海纜中斷事件後修正，將保護範圍從海纜登陸站擴大至海纜本體。在法條修正之前，以拖錨方式損壞海纜通常只能依《刑法》中的普通毀損罪提起公訴。

因此在法律層面上，台灣首次成功定罪的海纜案件，本質上屬於船舶在禁止區域錨泊的行為，而非嚴格意義上的「灰色地帶脅迫」。隨後，2023年的相關規定已被2026年1月生效的「海纜七法」所取代。新法不僅強化了管轄權，更規定強制沒收用於破壞海纜的船舶。儘管台灣在法律層面持續強化，但對於海纜失效後負責接管的「通訊層」所投入的關注卻相形見絀。

在這樣的背景下，衛星自然被視為最直觀的避險工具。相關通訊系統主要依靠低軌衛星（LEO），數百甚至數千顆小型衛星在距離地面數百公里的高空繞行，每顆衛星在頭頂可見的時間僅有幾分鐘，隨後便會將連線切換給下一顆衛星。由於沒有任何一顆衛星是關鍵節點，此設計具備抗攻擊的韌性，但仍仰賴密集的地面站網絡運作。

衛星確實是一道防線，但這道防線卻極為有限。行政院的國家通訊韌性計畫顯示，台灣14條國際海纜的總傳輸容量達109.62Tbps（每秒兆位元）。相比之下，應急網路所依賴的歐洲Eutelsat OneWeb低軌衛星群，在全球範圍內可用的傳輸總容量僅略高於1Tbps。數發部實地測試紀錄顯示，接收端的下載速率約為90 Mbps（每秒百萬位元）。因此，計畫將各傳輸層級明確歸類：光纖為Tbps級、微波為Gbps（每秒十億位元）級、衛星則僅為Mbps級。所以即使引進星鏈（Starlink）也無法改變這個結論；星鏈的全球容量雖達數百 Tbps，但由全球用戶共享，且上行傳輸受限，台灣所能分得的依然僅是一小部分。

衛星通訊的核心價值，在於為指揮協調、緊急救災以及基礎民生通訊提供關鍵的「檢傷分類」，在資源有限時優先保障最緊急的通訊管道，並非完全承載台灣總體流量，而是在正常服務恢復前，維持核心通訊的運作。

在預算風暴中腰斬的備援網絡

兩年來對台灣衛星韌性影響最深的事件，並非發生在太空軌道上，而是發生在立法院內。截至2024年10月，數發部已在全台建置773個非同步軌道衛星接收站點。結合了Eutelsat OneWeb的低軌衛星服務，以及盧森堡業者SES的中軌衛星（MEO）容量，並於日本、泰國及關島設立接收站。這項計畫源於一項為期兩年、經費達5.5億新台幣的前導計畫，靈感來自烏克蘭以及太平洋島國東加（Tonga，該國在2022年火山爆發損毀海纜後，國際通訊遭受重創）。

然而，當立法院大幅刪減與凍結2025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後，衛星計畫的規模急劇縮減。2025年1月21日，藍白陣營在立法院通過前所未有的2075億新台幣預算刪減與凍結案。而數發部本身 86.59 億的預算被刪減了41%，另有20%遭到凍結。其中支援非同步軌道衛星通訊的「數位韌性」項目更遭重創，原先編列的5.3億預算被砍掉3億，刪減幅度高達56%。

預算刪減對運作層面產生立即性的衝擊。數發部證實，2025年僅能維持約195個優先站點（約佔全部的四分之一），而且這些站點之所以能繼續運作，是因為警政與消防機關吸收了營運維護費用。至於數發部的高空氣球通訊平台，計畫經費則遭到全數刪除。

上述情況很快再次重演。於2025年8月送審的2026年度總預算案，在立法院遭到卡關超過200天，無法交付委員會審查。行政院於2025年11月提出的1.25兆新台幣國防特別預算，截至2026年初也已十度遭到阻擋而無法排入委員會審查，提案中也包含用於衛星及相關地面設備的125億。

此外，國防部也編列超過46億新台幣用於租用無人機數據鏈路的衛星容量。租用固然能快速擴充容量，但極度仰賴每年持續的資金挹注，使得這類計畫在長期預算僵局中顯得格外脆弱。而這種依賴性，更加深了台灣發展衛星自主能力的呼聲。

實現自主衛星能力與現實仍有差距

台灣雖然已經開始朝衛星自主的目標邁進，但發展速度並不均衡。2025年10月，行政院核定了擴大辦理的13年期國家太空計畫，總預算達710億新台幣。

該計畫資助的「次世代通訊技術」（B5G）衛星計畫，目前在國家太空中心（TASA）網站上顯示，兩顆實驗衛星「1A」與「1B」的發射日程已排至2028年與2030年，較早前的2026年與2027年時程屢次延後。由於工研院（ITRI）在1B酬載的研發上遇到技術瓶頸，所以另一顆1A衛星的酬載最終以8.8億新台幣轉由美國廠商CesiumAstro負責。國家太空中心主任吳宗信曾向立法委員表示，要實現對台灣不間斷的自主覆蓋，需要100到200顆衛星，相比之下，近期的規劃僅有兩顆實驗衛星及約四個通訊平台。

因此，商業衛星業者實質上成為台灣衛星通訊系統的骨幹。身為半官股電信龍頭的中華電信，擁有Eutelsat OneWeb低軌衛星服務與SES中軌衛星服務在台灣的獨家代理權。2025年，中華電信取得台灣首張LEO與MEO衛星通訊商業執照。2026年1月，中華電信更與SES簽署合作備忘錄，規劃打造北亞首座SES專屬閘道器。而中華電信的主要競爭對手遠傳電信，則於2026年5月取得亞馬遜（Amazon Leo）低軌衛星在台的代理權。

此外，台灣亦致力於放寬市場門檻以吸引外商衛星業者。2026年7月21日，立法院在跨黨派支持下修正《電信管理法》第36條，允許政府以專案方式，放寬衛星公司外資持股上限的規定。此項修法被視為為引進星鏈（Starlink）鋪路。立法院附帶決議要求必須設置在地地面站並落實資料在地化。

然而，SpaceX至今仍未申請進入台灣市場。雙方的談判於2026年5月破裂，主因是該公司堅持須取得100%股權；數發部亦指出，台灣高達99.9%的行動網路覆蓋率，使其商業吸引力遠不如其他存在巨大數位落差的地區。立法院雖已掃除大部分法律障礙，但商業誘因依然有限。

北京加速太空佈局 防衛關鍵轉移

當台灣還在為預算爭論時，中國正在加速發射衛星。近1.3萬顆衛星的國網計畫，截至2026年已有約160至190顆衛星在軌；而垣信衛星的千帆星座到了7月初在軌數量已突破238顆，目標年底達到648顆。中國2025年發射的衛星酬載中，約有一半是用於這兩個衛星群。中國人民解放軍官方報紙《解放軍報》更直接點名，星鏈在烏克蘭戰場發揮的作用，正是促成中國加速建置衛星群的動機。

而北京思考如何壓制此類衛星網路的思維早已公開。2025年11月，來自浙江大學與北京理工大學長三角研究院的四名學者，發表了一項關於從空中干擾星鏈級衛星群的模擬研究。論文宣稱其目標是支援巨型衛星群的「規範與管理」，但研究中模擬干擾的基準座標，竟直接設在台灣的淡水河口。研究指出，一架在2萬公尺高空飛行、透過窄波束天線輸出400瓦功率的干擾機，即可癱瘓地面約38.5平方公里範圍內的訊號接收。

直接關閉整個衛星群的難度極高，但打擊閘道器卻容易得多。台灣的衛星流量主要經由日本、泰國與關島的閘道器傳輸，而在台灣在地設施啟用前，SES中軌衛星群距離台灣最近的地面站甚至位於香港的赤柱炮台（Stanley Fort）。因此，通訊的防衛關鍵，已從深海的海纜轉移到了少數幾棟建築物及其所屬的司法管轄區。

針對台灣7月的修法，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引述中國軍事專家說法，提出了兩種可能處置手段：第一，打擊或干擾地面接收終端；第二，直接在軌道上干擾衛星本體。該專家更特別指出馬斯克（Elon Musk）在中國擁有龐大的商業利益，並暗示這應成為SpaceX決策時的考量因素。背後意圖顯而易見：一個不屬於台灣自主擁有的衛星群，不僅能透過實體基礎設施予以施壓，更能透過業者的商業利益進行脅迫。

台灣的戰略籌碼與反制路徑

台灣在衛星領域的貢獻，從來就不應以發射了多少顆衛星來衡量。首先，台灣最大的優勢在於地面裝備與廣泛的供應鏈。經濟部已組建包含緯創資通與廣達電腦在內的國家隊，台灣廠商也已經開發出用於商業衛星寬頻的Ku波段天線原型。

目前尚待補齊的技術缺口主要集中於射頻（RF）與訊號處理晶片，以及能讓扁平天線以電子方式而非機械方式追蹤移動衛星的「相位陣列電路」（Phased-array circuits）。若能克服這些技術瓶頸，將同時鞏固台灣的通訊韌性與產業地位。畢竟，地面終端設備正是台灣與盟友能夠預先製造、部署並大量備用的核心設施。

其次，台灣可透過「頻譜外交」作出貢獻。儘管台灣並非負責協調無線電頻率與衛星軌道的聯合國機構——國際電信聯盟（ITU）的成員，但台灣在無法自行提交協調申請，必須仰賴外國業者代為申報的困境下，累積了豐富的應對經驗。不僅如此，台灣同樣被排除在聯合國和平利用外太空委員會（COPUOS）之外，且發射紀錄在聯合國登記中常被冠上「中國台灣省」。

這些經驗使台灣得以扮演實質角色，協助民主夥伴理解政治排擠如何影響頻譜使用權、軌道資源與衛星服務。2027年將舉行「世界無線電通訊大會」（WRC-27），ITU成員屆時將重新談判國際頻譜規則，使台灣的經驗格外具備參考價值。特別是明年大會將於上海舉行，意味著影響台灣頻譜使用權的規則，將在主導排除台灣參與的政府領土上進行討論。歐洲議會已於2026年1月表態支持歐盟與台灣在海底電纜及衛星星座上展開合作，為將台灣的技術經驗與政策關切帶入國際討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第三，台灣可將演習設計轉化為國際合作形式。台灣近期舉行的演習，是該國首次在國家層級測試「網路降速環境」的極限。日本現在也正透過1500億日圓的衛星計畫及2831億日圓的防衛衛星合約打造自主衛星能力；而歐洲規劃的IRIS²衛星群也預計於2029年左右開始發射。兩者都需要理解當地面網路中斷時，通訊系統該如何運作。

台灣將是首批累積此類實務運作經驗的民主國家之一。2026年1月，在台灣與美國、日本、澳洲、加拿大及英國共同運作的「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下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中，吸引了來自26個國家、197名代表前往國家太空中心及頭城海纜登陸站參訪。因此，台灣演習所獲得的寶貴經驗，完全能轉化為民主夥伴間共享的作戰準則。

政策的優先順序非常清楚：台灣應將衛星地面終端與接收網路視為「永久性運作基礎設施」並給予長期預算支持，而非僅作為臨時性的前導計畫。政府應以 7 月立法院決議為基礎，將「在地設置閘道器」與「資料在地化」作為外國衛星業者進入台灣市場的法定條件。同時，應將衛星定義為海底電纜的「互補層」，讓兩種系統各司其職：海纜維持台灣經濟的全速運轉，而衛星則在流量中斷時保全關鍵通訊。通訊韌性取決於將兩者設計為互補的層級，而非可彼此替代的工具。

台灣的相對優勢，源自於在面對大多數民主國家才剛開始思考的通訊威脅時所累積的實戰經驗。透過強化地面基礎設施、建構可信賴的供應鏈，並與國際夥伴分享演習經驗，台灣能將這份應對脆弱性的經驗，轉化為對全球民主韌性的更大貢獻。

台灣已經證明，自身的脆弱性可以轉化為專業知識。台灣在保護海底電纜方面的經驗，已成功將自身從網路中可能的潛在弱點，轉變為推動嚴格標準與共享作戰經驗的發源地。如今，同樣的轉變也能在太空領域重演。台灣的任務不僅僅是建立一個在海纜失效時使用的備援系統，更是打造一套在關鍵時刻能讓台灣及其夥伴值得信賴的堅韌通訊架構。（本文初次刊於英文想想論壇8月14日"Building Taiwan's Satellite Resilience"，王宇彤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