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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解密國會全武行背後的政治算計》

拳力以赴

作者|
鮑彤、艾蜜莉・博利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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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Nathan F. Batto)現任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領域涵蓋比較國會立法制度與比較選舉制度,長期以台灣為核心案例,亦為政治評論部落格Frozen Garlic作者。
艾蜜莉・博利烏(Emily Beaulieu)現任美國肯塔基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研究聚焦於選舉抗議、民主品質、選民對舞弊與貪腐的認知。

鬥毆民代想傳遞訊號的目標受眾是誰?

答案視情況而定,不過我們仍能提供一些經驗談,並從本書理論推導出有趣的見解。鬥毆訊號的目標受眾取決於政黨勢力的強弱與制度背景,尤其是選制與立法機構規模。在政黨強勢體系下,鬥毆受眾是黨派行動者,鬥毆者想溝通的對象大多是政黨高層或政黨忠實支持者。政黨弱勢時,民代只能仰賴自身名聲與集結資源的能力,這時鬥毆的主要受眾比較可能是非黨派行動者——有時是掌握資金來源(無論合法或非法)的人物,有時是抗爭政治策略的支持者,有時則是在特定議題上立場特別強硬的選民。然而,就算是政黨弱勢的體系,鬥毆者有時也會以政黨高層為傳遞訊號的對象。無論哪種情形,鬥毆民代都想表達自己正為理想而戰。

要以實證支持我們對受眾的理論預期,必須先克服一道重大關卡:訊號的潛在接收方其實很少意識到自己就是目標受眾。而且選民整體畢竟不喜歡鬥毆,黨高層不太會公然承認鬥毆的作用;民眾或許也會因為在意社會觀感,不願承認自己認同鬥毆行為。經濟菁英同樣不想讓旁人覺得自己支持政治亂象,幾乎沒人會公開承認自己與國會暴力事件掛鉤,或承認自己會金援特定民代。

要找到有意義的證據來評估理論推測,我們不太能直接詢問一個人是否贊成鬥毆,因為這樣很難獲得有用的資訊。所以運用潛在受眾的相關實證資料時,更有必要發揮巧思。本章除了援引媒體報導與我們的訪談內容之外,還會大量借鑑先前的研究,例如我們曾在實際鬥毆事件的前後,進行固定樣本調查,了解黨派立場不同的民眾有何反應(Batto and Beaulieu 2020)。

(中略)

鬥毆民代的目標受眾「並非」全體選民

鬥毆民代想溝通的對象,既非選區內的中間選民,也非選民全體。一方面,鬥毆是粗糙的手段,不適合傳遞細緻訊號來吸引各選區的一般選民。另一方面,鬥毆普遍不討喜。民意資料顯示一般大眾並不認可鬥毆,許多菁英也表示鬥毆會引起眾多民眾反感。

鬥毆是粗糙的政治溝通工具

民代若想直接向選區的選民溝通,表達自己細緻的訊息,就不適合透過打架這個方式。我們已經論證過,打架最能傳遞的訊號通常是「我會為你而戰」,而「你」有許多不同的指涉對象,但打架無法清楚說明民代對特定政策的立場。然而在單一選區制下,民代若要打動中立選民,必須精心設計訴求。比方說,立委可以號召眾人關注與該選區相關的具體議題。有鑑於大多數鬥毆不是因朝野黨派爭議而起,就是涉及人格的私怨,因此民代若想聲援選區民眾偏好的特定政策,鬥毆很少會是理想的訊號傳遞平臺。無論如何,民代還有各式更有力的工具能達成政治溝通目的,例如為地方爭取經費、服務選民、舉行公共論壇,以及公開聲援選區偏好的立場。

就算是封閉式名單比例代表制(此時黨派立場為關鍵),大黨的選票也只有一小部分來自始終支持自己的小群體,例如黨高層、黨員,或可能熱烈呼應純黨派訴求的極端支持者。大多數選票仍由僅稍微偏好該政黨的選民投下,單純憑藉直白的黨派宣傳,難以打動多數選民。因此,我們不認為民代能藉鬥毆向全體選民昭告心意,尤其是單一選區制的民代。無論如何,民代個人只憑著向全體選民拉票,通常不足以連任。他們未來的仕途非常仰賴特定群體或人物的支持,而這些關鍵群體或人物的身分,又由制度因素(選制及政黨強勢與否)決定。

調查證據:大多數民眾不喜歡鬥毆

我們已多次重申:一般民眾大多都不喜歡鬥毆。若要論證我們「鬥毆是針對特定目標受眾」的主張,就必須以此作為核心假設。這一點有豐富的軼事證據。大多數鬥毆事件過後,主流媒體最常見的反應就是驚駭、厭惡、鄙視、羞恥、譴責或輕蔑。而需要打動最多受眾的政治人物(如總統候選人)若想獲得民眾支持,通常必須與鬥毆保持距離,甚至出聲譴責,批評這種行為很丟臉、不民主或不理性。本小節會援引臺灣的調查資料補足這類軼事證據,說明一般公民其實不喜歡鬥毆。我們列出兩項問卷調查結果。兩項調查都詢問民眾覺得鬥毆的問題是輕或重。明顯過半數人同意,鬥毆是臺灣民主體制的嚴重問題。甚至有更多人贊成動用「強硬手段」化解鬥毆。

並非只有具備特定政治立場的人會不喜歡鬥毆。我們用2017年網路調查資料將民眾對兩大黨的態度分級,以情感溫度計分數把樣本分成五個大致相等的群體。填答者須以0至10分評估自己對兩大黨的好感。給國民黨評分比民進黨高出4分以上的人,算作國民黨忠實支持者;高出1至3分者為國民黨溫和支持者。忠實及溫和的民進黨支持者亦同理計算。給兩大黨評分相同的人歸類為中立。四分之三的中立填答者認為鬥毆代表臺灣的民主制度出現嚴重差錯,國民黨忠實支持者甚至更普遍抱持這種負面的態度。比起其他填答者,民進黨支持者比較不覺得鬥毆是嚴重問題。這種差異很可能反映民進黨在野數十年間頻繁的鬥毆歷史。然而,就算是民進黨忠實支持者,也有半數把鬥毆視為嚴重問題,與認為問題輕微的人不相上下。國民黨支持者也比民進黨支持者更偏向贊成用強硬手段壓制鬥毆。耐人尋味的是,溫和派與中立派反而比強硬黨派支持者更贊成。總之,政治光譜上無人認可鬥毆。很明顯,大多數臺灣人認為鬥毆並非好事。

另一個示例能展現這些負面反應有多麼強烈。2017年的問卷詢問填答者聽到鬥毆事件時的感想,並列出14項陳述(7項正面與7項負面)供其選答。填答者可自由選擇多項認同的反應。舉例來說,高達85.9%的人選擇「我國立委的水準低劣」,僅有0.5%選擇「我國立委的水準優秀」。正如該例所示,填答者幾乎不理會正面選項,7項負面觀感中卻有6項得到多數人贊同。鬥毆令民眾覺得民代差勁、認為國會導致社會兩極對立,並以國家為恥。不過要注意,鬥毆雖讓人憂心民主體制失靈,卻沒有讓民眾斷定民主制度不適合臺灣。整體而言,臺灣明顯有多數公民對鬥毆相當反感。臺灣三十五年來的國會鬥毆經歷比他國豐富許多,若說哪一國的民眾已經習慣鬥毆現象,臺灣人應該當仁不讓。但即使在臺灣,一般民眾仍將鬥毆視為臺灣民主政權的一大缺失,甚至視為國恥。

總之,我們清楚鬥毆的目標受眾並非全體選民。民代鎖定的其實是範圍更小的選民群體,有時甚至是特定人物。目標受眾的確切身分取決於政黨體系強弱與制度因素。讀者應該注意的是,上述兩項調查並非在鬥毆事發後立刻進行,因此填答者於問卷結果對鬥毆表現出的厭惡之情,應解讀為一種普遍、抽象層面的反感。

(本文摘自第6章 鬥毆訊號的受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