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全球最低稅負制」成為國際租稅最受關注的議題之一。這個題目聽起來很專業，卻與每一位台灣人的荷包息息相關。核心訊息非常簡單：如果台灣再不行動，原本屬於我們的稅收，就會被別的國家收走。

為什麼全球最低稅負制跟每個人都有關？

或許您會問：「跨國企業繳多少稅，跟我有什麼關係？」關係可大了。政府的稅收就像一個大水庫，水庫滿了，才有水可以灌溉公共建設、社會福利、教育投資。如果大型跨國企業的稅款流到國外，水庫就少了一大塊，最後影響的，是我們每一個人享受的公共服務。這篇文章，就是想用最白話的方式，跟大家說清楚：什麼是全球最低稅負制？台灣為什麼非做不可？政府、企業、人民又要怎麼三贏？

什麼是全球最低稅負制？

過去幾十年，為了吸引外資，很多國家競相降低稅率，甚至推出零稅天堂。跨國企業集團自然樂得把利潤「搬」到稅率最低的地方，結果是：企業賺到了，但讓它賺錢的那些國家卻收不到合理的稅。這就像你在自家田裡辛辛苦苦種出稻子，收成的時候卻被鄰居搬走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與G20（20大工業國） 從2019年開始推動一套全新的國際稅制改革，俗稱「第二支柱」（Pillar Two），也就是「全球最低稅負制」（GMT）。它的核心規則很直白：凡是全球合併收入達到7.5億歐元（大約新台幣270億元）的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在設有營運據點（分公司或子公司）的每一個國家的有效稅率，至少要達到15%。如果某一國國內課的稅率不到15%，就會產生一筆「補充稅」（Top-up Tax）——可以理解為「別人幫你補課的稅」。

這筆補充稅的關鍵在於：「你不課，我來課。」如果企業母公司所在國自己不把稅收到 15%，那就會有別的國家把這筆稅拿走。這就是為什麼台灣一定要趕快行動。

三把收稅的鑰匙：QDMTT、IIR與UTPR

全球最低稅負制設計了三把「鑰匙」，決定這筆補充稅該誰來收。這三把鑰匙依序啟動，就像接力賽一樣，第一棒沒跑完，第二棒才接手。

第一把鑰匙：合格當地補充稅制（QDMTT）——在地優先。成員企業所在的國家，如果自己先實施QDMTT，就可以優先把補充稅留在自己國內。這就像你家的田你自己先收割，別人就無權搶。

第二把鑰匙：所得計入原則（IIR）——母公司所在國補收。如果成員企業所在國沒有實施QDMTT，這筆稅就由持有該成員股權的母公司所在國來課。這裡的母公司，原則上由最上層的最終母公司（UPE）優先；但如果最終母公司所在國沒有實施IIR，持股鏈中間的「中間母公司」（IPE）所在國，只要有實施IIR，一樣可以課這筆稅。

也就是說，課稅權不是只有最終母公司所在國才有。對台灣而言，如果我們實施了IIR，台灣母公司就可以把海外子公司低稅區的補充稅帶回台灣繳；如果不實施，這筆稅就可能被集團在新加坡、香港等地的中間控股公司所在國收走。

第三把鑰匙：徵稅不足利潤原則（UTPR）——按比例分攤。如果前兩把鑰匙都沒收到稅，最後就由集團有設據點、而且有實施UTPR的其他國家，依照各自的有形資產和員工人數比例，把稅分走。這就像一張沒人認領的帳單，最後由在場有份的人照比例平分；又像守門員，前面的防線都沒擋下來，最後一定有人把球接住。換句話說，這筆稅無論如何都會被收走，差別只在於是不是被台灣收走。

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假設A集團在T國、J國、S國三個國家的有效稅率都不到15%，分別產生補充稅300、100、150，合計550。如果三國都實施了QDMTT，各國各自收回自己的300、100、150，皆大歡喜。但如果J國和S國都沒有實施QDMTT，而最終母公司所在的T國有實施IIR 呢？那T國除了收自己的300之外，還能把J國的100和S國的150，共250帶回來，合計收到550。反過來說，如果T國沒實施IIR，而集團在其他國家設有中間母公司、且該國有實施IIR，這250就改由中間母公司所在國課走；若都沒有，最後還會依UTPR被其他國家分走。不論哪一種情況，T國都白白失去了這250的課稅權。

這就是台灣現在面臨的處境——如果我們不實施這三把鑰匙，台灣企業的補充稅就流到別人手中。

66國完成立法  世界已經動起來了

根據最新統計，全球已有66個國家或租稅管轄區完成全球最低稅負制的立法工作，而且數字還在持續增加中。

論時程，日本、韓國、越南、澳洲在2024年率先實施；新加坡、泰國、香港、紐西蘭於2025年跟進。歐盟27個會員國幾乎全數完成立法。換言之，台灣周邊的主要經貿夥伴，早已佈下天羅地網。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美國。美國與G7達成了一套「並行制度」（Side-by-Side）安排，讓美國現有的全球無形資產低稅所得（GILTI）等制度與「支柱二」並行適用。但這個制度有一個重要的但書：它原則上只照顧美資企業，讓美國母公司享有某種簡化適用空間。台灣的跨國企業並不適用美國稅制，自然無法享受這項避風港的保護。對台資企業來說，全球最低稅負制仍然是一套必須全面面對的制度。

台灣不立法 流失數百億稅收

來看看幾個關鍵數字。目前適用全球最低稅負制門檻的跨國企業集團中，以台灣為最終母公司（UPE）的有174個集團，在台灣境內共有1765個成員。外國跨國企業集團在台灣設有成員的，則有1213個集團、2148個在台成員。

更驚人的是，在這174個台灣集團中，有165個（高達95%）的境外成員所在國已經實施了IIR或UTPR。換句話說，如果台灣不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這些集團的補充稅幾乎百分之百會被其他國家收走。

台灣的產業創新條例提供了研究發展、智慧機械等投資抵減，這些優惠確實對產業發展功不可沒，但也可能讓部分企業在台灣的有效稅率低於15%。有人會問：「我們不是有最低稅負制（AMT）嗎？」確實，台灣現行的所得基本稅額制度（AMT）以12%的徵收率課稅，但AMT是以稅法上的課稅所得為基礎，而全球最低稅負制（GMT）的計算卻是以合併財務報表的淨利為起點，兩者的稅基和算法截然不同。即使企業在台灣繳了AMT，按GMT規則計算的有效稅率仍然可能低於15%，照樣會產生補充稅。

若我們檢視國內上市櫃公司在財務報表中自行揭露的「支柱二」所得稅影響數，114年度不少大型企業的影響數已達數十億元、甚至上百億元新台幣，而且較113年度大幅增加。這些數字代表的意義只有一個：這些稅原本可以留在台灣，現在卻流到國外去了。

此外，過渡性的UTPR避風港（即為了減輕企業合規負擔而在一定條件下提供緩徵或免徵）原則上在2025年底到期，目前的「空窗期」並非長久之計。避風港一旦結束，台灣企業的低稅負利潤將可能優先被外國課徵補充稅，實質侵蝕台灣的課稅權。時間不等人。

創造政府、企業、人民三贏局面

對政府而言：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最直接的效益就是保住稅基、留住稅收。請注意，這裡說的不是要企業「多繳稅」，而是把原本繳給外國的補充稅，改繳給台灣。政府的水庫補滿了，才有更多資源投入公共建設、社會福利和國防安全。

對企業而言：與國際接軌的最大好處，就是用同一套算法。當台灣實施IIR後，跨國集團可以在台灣集中計算、申報、繳納補充稅，不用跑到英國、荷蘭等多個國家分別辦理UTPR申報，大幅降低遵循成本、提高可預測性。舉例來說，假設台灣A公司持有開曼和中國的子公司，在荷蘭和英國也有成員企業。如果開曼產生補充稅100、中國產生補充稅200，在台灣沒有IIR的情況下，這300的補充稅會分散到英國和荷蘭，集團得在兩國各自辦理UTPR申報。但如果台灣實施了IIR，這300就統一在台灣處理，一次搞定，省時省力。

對人民而言：稅收留在國內，就能用在我們身邊的學校、醫院、道路、長照。更重要的是，全球最低稅負制確保大型跨國企業和一般受薪階級一樣，都付出合理的稅負，這才是真正的租稅公平。當大家都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社會才有信任感，經濟發展才能永續。

台灣非會員國  立法能獲OECD認可嗎？

許多人擔心：台灣不是OECD會員國，就算立了法，能不能獲得OECD的同儕檢視認可？這個疑慮很正常，但答案其實很清楚：「不開始，就沒有被檢視的機會。」進入OECD同儕檢視的前提條件，是有一套可供審查的立法。如果我們連法都沒有制定，根本無從談起。

即使我國實施的當地補充稅制（DMTT）在初期尚未獲得OECD認可為「合格」，所課徵的稅額仍然可以計入我國的有效稅率分子（也就是涵蓋稅額），藉此減少補充稅的產生。換句話說，有課總比沒課好，我們自己先把門檻拉高，流出去的稅就少。

至於IIR和UTPR，如果他國不承認我國的課稅結果，確實可能產生重複課稅的問題。但這並非無解——我們可以在立法時設計配套機制：允許企業將在境外已繳納的IIR或UTPR補充稅帶回台灣扣抵，但以我國補充稅額扣抵至零為上限。這樣既保護企業、也保障國庫，等到日後OECD認可我國制度，就回歸全球最低稅負制的標準運作，不再需要扣抵。

更重要的是，一旦立法通過，台灣的跨國企業為了避免被重複課稅，自然會積極支持並推動OECD對我國進行同儕檢視。企業有動機、政府有立法，國際社會才有可能對我國制度進行評估。不踏出第一步，什麼都不會發生。

另外，113年財政部曾規劃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8條，將適用全球最低稅負制門檻的跨國企業在台成員AMT稅率提高至15%（113年12月3日函陳行政院，惟未公告）。然而，如前所述，AMT與GMT的算法有根本性差異，提高AMT稅率並不保證GMT有效稅率達到15%。與其修修補補，不如直接接軌國際，一步到位。

在導入方式上，建議修正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完整導入IIR、UTPR及DMTT，與國際規則全面接軌。現在已經是10月，時間非常緊迫，我們建議政府儘速完成立法，讓QDMTT與IIR能在2027年1月1日如期上路；UTPR則可參考多數國家的做法，在IIR和QDMTT實施的隔年、也就是2028年再啟動。只要有決心，一切都來得及。

企業心態 應從合規壓力走向治理能力

不論台灣的立法進度如何，跨國企業面對全球最低稅負制的申報義務已經啟動。根據 「支柱二」規範，2024年度為首次適用年度，法定申報期限為2026年6月30日。但實務上，各國申報義務的定義、申報表格的最終版本、地方稅局的解讀尚未完全一致，規則細節仍在變動中，預計要到2027年申報2025年度時才會較為穩定。

面對這樣的不確定性，企業更需要強化資料治理能力。GMT計算涉及會計準則差異、多層次調整、稅額重分配，以人工處理為主的方式已經難以為繼。善用數位工具與AI技術輔助法規解讀、跨系統資料整合、差異分析，將是企業提升效率的關鍵。同時，在大量敏感財務與稅務資料跨境流動的情況下，資訊安全也成為不可忽視的風險。

除此之外，全球最低稅負制與國際反避稅、ESG揭露、公開國別報告（public CbCR）等趨勢正在疊加發酵。資訊透明度的大幅提升，意味著稅務機關將更頻繁地運用跨國資料進行風險分析，企業必須能夠清楚說明全球稅務布局的商業合理性。稅務治理已經不只是合規部門的技術議題，而是企業永續經營與聲譽管理的重要一環。能夠及早建立清楚的稅務治理架構、整合制度理解與數位工具的企業，將有機會把合規成本轉化為治理優勢，成為國際競爭中的差異化力量。

全球最低稅負制不是一個遙遠的國際新聞，而是正在發生、正在影響台灣的現實。全球已有66個國家動起來了，我們的鄰居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都已經完成立法。台灣再不行動，流出去的不只是稅收，更是我們的國際競爭力。

實施全球最低稅負制，不是要增加企業的負擔；相反地，它讓企業把繳給外國的稅改繳給台灣，政府保住稅基可以投資公共建設，人民享受更好的社會福利，企業則降低了多國申報的遵循成本。這是一個政府、企業、人民三贏的局面。

我們呼籲政府、立法院和各界凝聚共識，儘速推動立法。時間不等人，但只要現在開始，一切都來得及。讓我們一起，把該屬於台灣的稅，留在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