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屆技能競賽國手約有6成為了備賽選擇休學,但拿到獎牌卻不保證順利進入職場。
- 應使每年約1千位全國技能選手獲得良好培育與就業,促進技能競賽成為人才加速器、回應產業需求。
- 技能競賽的初衷是為了吸引青年投入技職學習,最有說服力的不是獎牌數,而是「這些人後來過得怎麼樣」。
10年前,我遇到一位技職國手,高職二年級便投入技能競賽,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外,就是反覆訓練。這麼努力的他,如願拿下全國金牌、保送臺灣科技大學、成為代表台灣出國比賽的國手,拿下世界第11名。
但他並未因此拿到人生成功車票。
科技大學就讀期間,因為成長過程偏重比賽訓練,忽略學科基礎,他因學科能力不足而退學。更慘的是,因為僅有高職學歷,求職大公司屢屢碰壁,做過日薪水電學徒,也開過貨車賺錢度日。
這些年,政府積極因應處理類似的挑戰。包括教育部105學年度起試辦的《技優領航計畫》,透過專班模式客製化培育與輔導,有效降低技優生的休退學率、提升實作與就業力;每年並補助2000萬「國際技能競賽選手海外精進計畫」,協助國手到國內外產業持續精進,也可望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29條的專業及技術教師制度,擔任技術型高中教師,待遇福利比照一般教師辦理。
勞動部積極提升並擴大競賽舉辦的品質、提升獎金與國手支持系統、延攬選手進入職業訓練師體系,國手還可獲等同奧運選手的12天補充兵資格。
但這還不夠。比起每兩年一屆約50位國手,我們更應該將目光投注在每年約1千位全國技能競賽選手身上。若普遍選手都能獲得良好的培育與就業表現,讓技能競賽成為台灣技能人才加速器、回應產業人才需求,才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標。
我認為,應該分別從三個方向著手:選手培育怎麼對準產業需求、技能競賽怎麼在就業市場上真正加分,以及透過競賽吸引青年投入技能學習。
從實習學生到企業員工 讓選手培育對準產業需求
台灣技職教育的體質,是「學生走進企業實習」;但在德國、瑞士這些技職教育被公認做得最好的國家,邏輯恰好相反——是「企業員工走進學校上課」。學徒從第一天起,法律上就是企業員工,領企業薪水,多數時間待在職場實作,部分時間到學校補強理論,人才培育的責任,一開始就在企業身上。
這個模式在台灣並非完全沒有先例。臺北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產學訓專班學生楊婷喻,大二起就是台北依德(BMW台北總代理經銷商)車身課的正式員工,一邊在企業上班、一邊回校上課。
2019年,她代表台灣出征第45屆國際技能競賽,一舉拿下汽車噴漆職類金牌,是台灣該項目的首面世界金牌。
奪牌之後,楊婷喻沒有離開台北依德,而是轉任助理工程師,成為公司與BMW總代理訓練部門之間的窗口,負責教材編寫與課程規劃。從學生到員工、從選手到培訓者,她的軌跡完整示範了「企業員工」模式一旦真正落地,能帶來的是持續栽培,而不是奪牌那一刻就畫下句點。
但楊婷喻是少數的幸運。台灣多數選手在培訓與競賽過程的身分主體仍是學生,而非企業勞工,這代表選手在學期間參加競賽,得自己付出相當代價:2022年勞動部研究調查的318位歷屆國手中,有62.26%為了備賽選擇休學,其中高達九成認為休學有助於提升比賽成績。這也連帶產生一連串現實問題:如何同時兼顧競賽準備與升學考試?如何補齊休學期間的學科進度?有必要休學一年換取競賽更好表現的機會?競賽表現對企業求職是否有幫助?選手薪水會更好嗎?
勞動部可以釋出誘因,一方面鼓勵企業內部的青年勞工參加技能競賽,包括具備勞工身分的產學專班學生;另一方面則是鼓勵企業提供預聘名額給技能選手,提前鎖定人才。持續鼓勵企業舉辦民間競賽也是一條路,「台中精機盃CNC多軸機技能競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藉以擴大產業公會、企業的實質投入與對接,會是最有效的競賽人才與就業市場對接方式。
另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是針對選手準備進入職場前,如何因應新興職場趨勢,提供他們就業所需的培力與能力轉化,而不是讓選手自己摸索「我這身功夫,到底能換到哪份工作」。勞動部研究還發現,曾嘗試創業的國手,主要卡在不懂財務行銷知識、創業資金不足、創業資源有限,這些同樣是可以透過制度性培力補上的缺口,而非選手個人條件的問題。
技能金牌 翻譯不出企業聽得懂的語言
先看數據,很多時候國手經歷真的加分。2023年相關研究指出,畢業五年後,一般大學畢業生月薪4萬404元、科技大學畢業生3萬4840元,國手則是5萬1825元,比一般大學高出約28%、比科技大學高出約49%。研究也發現,國手畢業後找到第一份工作,以及每次轉換工作所需的時間,普遍較同學門畢業生短,代表國手在勞動市場上更容易找到立足點。
但這個優勢並不是雨露均霑。
這份研究把國手依就讀「學門」分組,與同年度、同學校、同學門的畢業生比對。六個學門裡,只有餐旅及民生服務學門的國手,薪資從剛畢業到後來都明顯高於同學門畢業生,大約是1.3到1.4倍;藝術學門的國手則是剛畢業時沒有差距,但往後薪資明顯較高。其餘教育、資訊通訊科技、工程及工程業、建築及營建工程四個學門,國手與非國手畢業生的薪資沒有顯著差異。
真正困難的,不只是這些數字。技能競賽這個經歷,在求職第一關的訊號強度並不大:除了餐旅及民生服務業界之外,統計上,國手身分並不會讓企業一開始就給較高的起薪。
這不代表國手沒價值。國手在培訓中累積的實務能力、國際視野與人脈關係,在面試階段展現不出來,要等進入職場、被企業實際評估後,才會反映在待遇上。
換句話說,在起跑點上,這面金牌幾乎沒有加分;跑了一段之後,它才開始發揮作用。而企業之所以在起跑點上看不懂,是因為多數企業並不熟悉技能競賽的內涵,也難以分辨它與各種民間競賽的差別。問題不是選手不夠強,是這塊技能競賽金牌,翻譯不出企業聽得懂的語言。
競賽是手段 吸引青年投入技能學習才是目的
技能競賽的初衷,本來就是為了吸引青年投入技能學習。
1946年,二戰剛結束不久的西班牙面臨技術勞工嚴重短缺,與其空口呼籲年輕人、家長、老師、雇主重視技職教育,不如辦一場競賽,用比賽的興奮感,讓大家感受到技能的價值。1950年,來自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年輕學徒齊聚馬德里,同場較技。
這場賽事後來發展成今天的國際技能競賽,至今已超過75年,會員成長到85個國家與地區,涵蓋所有G20成員,全球主要經濟體全數在內。
回到這個初衷,我認為有四件事值得繼續努力。
第一,把選手後來怎麼了,說出來。
最有說服力的從來不是獎牌數,而是「這些人後來過得怎麼樣」。這些故事一直都在,只是沒有系統性地收集、整理、說出去。
技能競賽選手出身的郭治華就是一例。他在台南高工板金科就讀時,高三拿下全國工科技藝競賽金手獎,又在全國技能競賽奪銀、保送台北工專。如今他經營的志鋼金屬,是員工逾280人、年營收上億元的精密板金廠,客戶包括台積電、台達電與群創,產品外銷美國、以色列與日本。勤益科大機械系的黃信詒,在校期間拿下全國技能競賽工業機械職類金牌,經學校媒合提早進入大立光電。
郭治華與黃信詒都不是國手,他們就是每年那一千位選手的生涯縮影。這恰恰是重點:如果只說金牌國手的故事,可以拿來說服社會的,就只有五十個人的人生;但若持續追蹤每年那一千位選手,故事的數量與多樣性會完全不同,也更貼近多數技職生真實的人生尺度。
這件事不能只靠媒體偶然採訪。勞動部近年已開始運用行政資料分析選手的就業情形,這是關鍵的一步;建議政府建立選手資料庫、主動向企業推薦人選,並透過媒體宣傳選手經驗,提高社會對這段經歷的認知。若能常態化、定期公開結果,讓家長與國中生在做選擇時,看見一條條真實的職涯軌跡,誘因才真正成立。
第二,賽場那幾天的能量,要接得上國中生的選擇。
今年第56屆全國技能競賽辦在台北南港展覽館,一千多位選手、青年組55個職類加上青少年組13個職類,競賽期間三天開放民眾免費參觀,現場還有各種技能體驗活動。辦得很精彩,但看完之後呢?
如果能有系統地把國中師生帶進賽場,回校後再銜接生涯輔導與技藝教育,技職就不只是被分數推著去的選項,而是真的想學一門技術的選擇。這對學生的自我認同與職涯清晰度,影響遠大於多發千百份宣傳手冊。
青少年組雖然已經為國中生開了門,但它與教育部的國中技藝教育、生涯發展教育之間的連結仍然相當薄。說到底,這是教育部與勞動部之間的機制對接問題:競賽辦在勞動部,而課程、評量與生涯輔導在教育部——孩子在這一邊被點燃,能接住他的機制在那一邊。
第三,建立選手進入培訓體系的路徑,讓他們成為培育下一代的人。
年輕人會不會投入技能學習,很少是被文宣說服的,多半是被一個具體的人帶進來的。
勞動部高屏澎東分署的訓練師杜姿玲,學生時期是CNC車床職類國手;同在高分署協助培訓選手的呂臣勳,是配管與暖氣職類前國手,比賽結束後他選擇回到分署,和當年培訓自己的老師一起帶新選手。
被培育的人,變成培育別人的人,這是一個漂亮的循環。
這條路應該鋪得更寬。除了職業訓練師體系,還有前面提到的專業及技術教師制度,讓國手能進入技術型高中任教、待遇比照一般教師;全國賽與國際賽的裁判與裁判長,同樣是選手回饋專業的位置——技能競賽花藝職類的裁判長古文旻,就是從選手一路走到裁判長。
每一個留在體系裡的選手,都是下一批年輕人眼前活生生的證據——這條路真的走得通。
第四,用國家層級的慶祝,讓社會看見技能競賽。
能見度從來不是靠選手自己爭取來的,它需要國家層級的肯定——就像體育選手長年獲得的那種重視。
2019年起,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開始走進國慶大會的英雄團隊遊行隊伍,和其他受表揚的團隊一起通過總統府前,接受全場掌聲,再沿市區接受民眾喝彩。對一個長年只出現在新聞邊欄的群體來說,那是難得一次被正面看見——不是因為可憐,也不是因為勵志,而是因為他們代表國家贏了。
這個起點很好,但還只是起點。對照之下落差很明顯:今年9月,名古屋亞運與上海國際技能競賽幾乎完全撞期,53位技能國手在上海拿下3金3銀7銅與30個優勝、團體排名世界第三,但如果現在問一般人,恐怕說不出任何一位金牌國手的名字。這不是誰的錯,而是體育有一整套長年累積的能見度機制,技能競賽才剛起步。
所以下一步不是多辦幾場一次性活動,而是把機制建立起來:國手出席國慶典禮與總統接見、頒獎典禮的時程與層級、縣市與學校端的表揚,都該有明確規則,而不是看哪一年哪個單位有餘力。
更關鍵的是,慶祝的對象不該只有剛下飛機的那一批人。如果每年的表揚場合也留位置給十年前、二十年前的選手——讓那些已經在產業裡做到主管、開了公司、回學校教書的人站上同一個舞台——社會看到的就不只是「這些孩子很厲害」,而是「這條路可以讓人生走得很遠」。
這才是能讓國中生和家長動心的畫面。
9月從上海回來的那53位國手,其中會有下一個楊婷喻,也會有人不那麼順利。差別不在天分或努力,而在賽場之外——這套支持系統接不接得住他們。而技能競賽真正要說服的,從來不只是國際賽的那53個人,還有每年國內賽那一千位還沒被看見的選手,以及那些還在猶豫要不要走這條路的國中生。唯有他們也被接住,這場比賽才算真的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