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人工智慧，特別是生成式AI與大模型技術，已成為全球科技競爭與產業升級的核心領域。對中國而言，AI不只是科技產業議題，更被納入科技自主與國家安全的政策框架之中。

中國工信部部長李樂成在2026年全國「兩會」期間表示，2025年中國人工智慧企業數量已超過6200家，AI已不只是網路平台或實驗室技術，而是逐漸成為中國產業升級與「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隨著美中科技競爭持續升溫，美國加強限制中國取得先進晶片、半導體設備、雲端算力，也限制對中投資，中國AI產業的發展環境一方面受到外部技術封鎖與資本限制，但另一方面同時也因國家戰略動員、龐大市場需求與本土企業快速創新而加速成形。

本文將探討中國政府發展AI的戰略性目的，及其對台灣可能造成的影響。

一、AI發展政策：重塑產業體系、實體導向、標準化

國家政策支持與資金挹注，是中國AI產業近年發展快速的主要關鍵因素。2017年中國發布《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目標是在2030年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慧創新中心，並把AI定位為國家競爭、經濟發展、社會治理與國防安全的重要技術。近年AI又被納入「新質生產力」、科技自立自強與數位中國建設框架之中，至此，AI不僅是產業政策議題，也成為國家競爭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工具。

在「十五五」規劃中，中國政府強調要把AI更廣泛導入經濟體系，推動量子科技、人形機器人、生物醫藥、6G等先進技術突破，並提出AI+行動計畫、超大規模算力集群、開源AI等方向，顯示中國AI政策已從早期追趕AI技術，轉向以 AI重塑整個產業體系。

2025年中國國務院發布《關於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該文件強調推動人工智慧與經濟社會各行業各領域廣泛深度融合，以科技、產業、消費、民生、治理與全球合作為重點，培育智慧經濟與智慧社會新形態。此意味著中國政策重點已從單純扶植AI企業，轉向以AI全面改造產業和社會治理。AI被視為類似電力、網路與雲端一樣的通用型基礎技術，需要被嵌入製造、金融、教育、醫療、交通、政務與科研等場景。

中國AI政策的另一個重點是服務製造業升級。2026年，中國工信部等八部門發布《「人工智能+製造」專項行動實施方案》，要求推動AI與製造業深度融合，包括建設高水平智算設施、推動大模型一體機、邊緣計算伺服器、工業智慧體等在製造場景中的應用，並推進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監測調度平台。此意味著中國AI政策具有很強的實體經濟導向，強調AI要服務新型工業化、智慧製造以及產業鏈升級。

由於AI發展需要大量算力，因此算力基礎設施亦被列為政策重點。中國近年推動「東數西算」、國家樞紐節點、智算中心、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等工程，目的是把AI發展所需的算力資源變成國家級基礎設施，降低企業取得算力的成本。根據中國國家數據局2026年發布的《全國數據資源調查報告》指出，「東數西算」工程全面實施，全國一體化算力網加快構建，截至2025年底，中國智能算力規模達159萬PFlops（每秒浮點運算次數），位居全球第二，通用算力正加速向智能算力轉型。

此外，中國政府亦同時推動AI標準化，2024年，中國工信部、中央網信辦、國家發改委、國家標準委發布《國家人工智能產業綜合標準化體系建設指南》，提出要建立支撐AI高品質發展和「人工智能+」賦能需求的標準體系，涵蓋基礎層、框架層、模型層、應用層等環節。中國政府預計到2026年制定超過50項AI國家或行業標準，除希望能降低產業協作成本，另一方面也希望在AI技術規範、測評、安全、應用標準上取得制度主導權。

整體而言，中國的AI產業發展政策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政策體系，包括頂層戰略的《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十五五」規劃的AI佈局，應用推廣與製造業融合層面的《關於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人工智能+製造」專項行動實施方案》，基礎設施建設如東數西算、全國一體化算力網、智算中心，以及標準化政策，顯示中國政府發展AI的決心。

二、戰略目的：經濟新動能、治理新能力、國際新秩序

中國政府不只把AI視為一項具有市場潛力的新興產業，更重要的是可用以強化科技與產業安全、強化國家治理能力，並能透過輸出AI技術塑造新的國際AI秩序。

（一）尋找經濟新動能

近年中國經濟發展陷入衰退困境，在房地產不景氣、地方債務、人口老化、勞動力成長趨緩、民間投資信心不足，以及產業產能過剩等問題疊加影響下，過去依靠土地開發、基礎建設、低成本勞動力和出口加工所形成的成長模式，已經難以持續提供足夠的經濟發展動能。AI因而被視為培育「新質生產力」和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產業。

中國對AI發展的期待，已經不再只限於形成大模型、晶片或機器人等狹義AI產業，而是希望AI滲透到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即是希望以AI為核心驅動力，全面重塑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活動。這顯示中國正在把AI由一項產業政策，提升為整體經濟轉型政策。

（二）科技與產業安全

中國發展AI的第二項目的，是提高科技自主性與產業安全，降低在關鍵技術上受制於外部的風險。2017年中國國務院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時，就已經把AI界定為引領未來的戰略性技術，並指出主要國家正透過AI強化國家競爭力和國家安全。該規劃設定的目標，是到2030年中國要成為世界主要AI創新中心。

美中科技競爭則進一步強化中國對於AI產業自主化的急迫性。美國對於先進AI晶片、半導體製造設備、高頻寬記憶體和部分雲端算力服務的限制，讓中國政府更清楚認識到，即使本土企業可以開發模型，如果缺乏先進晶片、軟體工具與大規模算力，其AI發展仍可能受到外部政策控制。

對中國政府而言，降低單點中斷的風險、避免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是AI產業發展的當務之急。因此，當前中國政府強調要集中力量突破高階晶片和基礎軟體，建立自主可控、協同運行的AI基礎軟硬體系統，亦即要建立一套較完整、可持續運作的AI技術體系。再者，由於推動AI應用是中國當前政策重心之一，如何避免產業智能化建立在外國技術平台之上，亦是中國推動AI自主發展的重要考量。

（三）強化國家治理能力

在2017年的AI發展規劃中，中國政府就已把行政管理、司法、城市管理、環境保護、公共安全和社會治理列為AI的重要應用領域，指出AI可以協助感知、預測和預警基礎設施與社會安全狀況，並提升社會治理能力。2025年發布的《政務領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應用指引》提出，AI大模型可用於政務諮詢、文件處理、知識管理、經濟監測、風險預警與輔助決策，目的是提高治理效率、改善服務並支援科學決策。

將AI納入黨政體制，一是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如透過AI比對政策、分類案件、生成回覆和建立知識庫，降低基層公務人員處理重複性工作的成本。二是提高公共服務的可及性，AI可以提供全天候政策諮詢、辦理流程指引和個人化服務。在醫療、教育、就業和社會福利領域，AI可以協助政府更快辨識需求，並降低民眾取得資訊的門檻。

三是提升風險監測與政策預測能力。AI可分析經濟指標、產業資料、公共安全資訊和社會服務紀錄，協助政府辨識異常、預測趨勢並提前配置資源。例如，政務AI指引已將市場監測、經濟走勢分析和風險預警列為應用方向。

四是提高政府對社會與經濟活動的資訊整合能力。中國政府過去已建立大量數位治理、城市管理與公共安全系統，透過AI把原本分散的資料、規則和行政系統串聯起來，將使政府從被動處理個別事件，轉向進行跨領域分析與預測。由此可知，除了行政效率與公共服務考量之外，對中國政府而言，更重要的是可以透過AI強化國家對社會的介入能力，擴大行政監控與內容管理。

（四）塑造新的國際AI秩序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演講中提出，要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並把AI描述為促進共同繁榮和維護共同安全的力量，主張各國都有平等發展和使用AI的權利，反對少數國家和企業壟斷AI技術。

透過強調推動開源模型，中國主張低成本開源模型可以降低發展中國家取得AI的門檻，打破技術壟斷。當美國先進模型多由大型企業透過封閉API（應用程式介面）提供時，中國可利用較低成本、可本地部署的開放模型，爭取希望維持資料主權、降低成本以及避免單一美國供應商依賴的國家與企業。

其次，透過將AI模型與中國的雲端、資料中心、電信網路與清潔能源方案打包輸出，同時結合數位絲綢之路，向全球南方輸出包含雲端、算力、人才培訓在內的整體方案，AI將成為中國對外經濟與外交政策的新工具。

第三，中國主張以聯合國為核心進行多邊治理，強調各國主權、發展權與全球南方參與；相較之下，美國與歐洲更依賴國內監管、盟友協調及企業主導的技術標準。利用這種差異，中國試圖將自身塑造成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與技術公共產品的提供者，據以吸引全球南方國家的支持。

整體而言，AI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綜合戰略工具，不只是一波創投熱潮，更是重塑中國經濟結構與生產力的基礎設施，對中國政府而言，在當前美中科技持續競爭的局面下，AI發展的首要目標是建立被制裁仍可運行的能力，強化科技與產業安全，而非單純追求極限算力指標的絕對領先；在國際上，則能利用開源模型、低成本應用與基礎設施建設輸出，在「全球南方」扎根中國AI生態系。

三、對台影響：傳產擠壓、低成本資訊戰、基建安全

中國正在形成一套結合低成本模型、開源生態、完整製造業、龐大應用市場與國家支持的AI發展模式，對台灣而言，中國將低成本模型導入智慧汽車、無人機、工具機與企業軟體，形成「低成本模型＋低價硬體」組合，可能進一步強化中國既有的製造業與成本競爭優勢，此將對台灣傳統產業造成擠壓，如工具機、汽車零組件、中小型製造業等，成本差距進一步擴大。

其次，台灣目前仍掌握全球AI硬體供應鏈的關鍵環節，包括先進晶圓製造、先進封裝、伺服器組裝、散熱、電源與網路設備。全球AI投資增加，持續提高對台灣半導體與硬體企業的需求，但美國對中國先進運算、超級電腦及半導體製造用途設有出口、再出口和境內轉移限制，也會提高台灣企業的合規風險與成本。而中國推動本土AI晶片、伺服器、開發框架與雲端平台，短期內可能仍需要部分台灣供應鏈，但長期而言或將導致台廠在中國市場訂單流失。

第三，中國大力推動開源模型，雖然可以免費下載並在本地部署，降低了直接將資料傳送到中國雲端的風險，但模型訓練資料仍存在政治偏誤與外洩疑慮，中國企業提供的雲端服務或應用程式，則可能涉及跨境資料傳輸、帳戶資訊、對話紀錄與檔案外洩等問題。再者，生成式AI降低了製作文字、圖片、聲音與影片的成本，也能協助大量生成具個人化特徵的政治訊息，此將降低資訊操弄成本，形成規模化影響力作戰。

第四，隨著能源、交通、醫療、金融、通訊與政府服務將更依賴AI，如果模型、更新服務或開發工具來自高風險供應商，就可能增加系統中斷、遠端控制、漏洞利用及資料外洩風險。關鍵基礎設施滲透問題，將需要建立完整的AI供應鏈風險管理以進行防範。

整體而言，中國政府將AI列為戰略性科技產業，並透過國家力量大舉支持，確實已讓中國AI產業進入快速擴張與結構重組並行的階段，同時在國際上開始尋求全球南方國家的支持並發揮影響力。但AI產業能否在當前政策支持下，把國家戰略動員轉化為市場化效率，目前仍有待觀察。

對台灣而言，中國AI產業發展對台灣傳統產業的衝擊、因資訊操弄成本降低更易形成規模化影響力作戰，以及對於台灣關鍵基礎設施安全的影響，都需要我國更加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