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國際地緣安全與經濟主權競爭持續深化，本月國際智庫的研究焦點涵蓋中國經濟安全模式與美中安全困境、威權合作與非自由國際秩序、人工智慧技術競爭，以及防衛台灣的制裁聯盟與印太安全合作。相關研究顯示，國家安全已深度嵌入經濟、科技與外交決策，大國競爭也從傳統軍事領域延伸至供應鏈、AI算力、關鍵資源、科技自主與法律反制能力；在民主國家強化跨區域供應鏈與安全協作的同時，威權國家也透過去美元化、替代支付機制與物資轉移建立反制網絡，使經濟韌性、科技自主與夥伴協調日益成為維持長期戰略優勢的關鍵。

威權協同  技術權力化

威權國家之間日益深化的多領域合作，加上先進科技快速發展，正對自由國際秩序構成更具系統性的挑戰。澳洲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發布的報告《威權合作的興起：新的非自由秩序？》（The Rise of Authoritarian Cooperation: A New Illiberal Order?）指出，中國、俄羅斯、伊朗與北韓四國（即所謂「CRINK」集團）之間的協作，已從過去較為零散、防禦性的合作，轉向更主動且涵蓋多個領域的協同行動。

在軍事與安全領域，北韓提供飛彈與彈藥，伊朗則提供無人機技術，直接支援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與此同時，相關國家持續擴大聯合軍演及安全合作，並透過俄羅斯與北韓《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等正式協議，進一步制度化彼此的安全關係。在國際制度與多邊場域方面，威權國家一方面推動金磚國家（BRICS）、上海合作組織（SCO）等機制擴大成員與制度化，另一方面也在聯合國及人權理事會等既有國際組織中加強投票合作，以削弱針對威權政權的人權審查，並壓縮公民社會參與國際機制的空間。

在意識形態與資訊領域，相關國家試圖重新詮釋人權、民主與主權等概念，強調國家主權、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透過「電視金磚」（TV BRICS）、匈牙利「多瑙河研究所」（Danube Institute）及俄羅斯「瓦爾代俱樂部」（Valdai Club）等媒體與智庫網絡，向全球南方傳播有別於自由民主體系的政治敘事。在經濟與金融領域，四國則透過去美元化、替代性支付機制及其他金融安排，降低對西方主導金融體系的依賴；中國亦持續發展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並藉由「一帶一路」倡議擴大其在數位與實體基礎設施領域的制度與技術影響力。

在威權力量整合的同時，技術主權的爭奪也已成為大國地緣競爭的最前線。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在報告《超級大國與通用人工智慧》（Superpowers and AGI）中，探討美國或中國若率先實現通用人工智慧（AGI）突破，可能如何改變兩國之間的力量平衡。報告指出，中國目前並未將追求AGI設定為明確的國家主導目標，而是透過「新型舉國體制」推動通用型AI（General-Purpose AI）發展，並將「具身智能」（Embodied AI），亦即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空間智能的結合，視為重要發展方向。

然而，報告強調，取得AGI技術突破本身並不會自動轉化為地緣政治優勢。真正影響美中力量消長的關鍵，在於一國能否透過五種機制將技術能力轉化為更廣泛的國家權力。

第一是經濟成長與生產力。透過任務自動化及人工智慧能力的持續提升，AGI可能大幅提高生產效率，加速經濟成長，進而擴大一國的綜合國力，並為軍事與國防工業投入提供更雄厚的資源。第二是資訊環境控制。AGI可大幅提升大規模、個人化資訊操作的效率與精準度，使國家更有能力塑造國內外資訊環境與國際敘事；中國DeepSeek等模型在全球南方市場的快速普及，也可能為北京擴大其科技與資訊影響力創造新的管道。

第三是新型軍事能力。AGI可能加速先進網路攻擊工具及其他軍民兩用技術的研發，同時提升傳統軍事指揮、控制與決策效率，進一步推動中國所強調的軍事「智能化」。第四是避免及因應大規模AI錯位或失控。若先進AI系統出現失控或無法有效符合人類目標的情況，其潛在災難性後果將不受國界限制，因此也可能形成美中在風險管理與安全治理上的共同利益。第五是下游政治與社會效應。若各國無法妥善因應自動化帶來的青年失業、勞動市場轉型及所得分配問題，可能削弱國內社會凝聚力；而國家之間取得與運用先進AI能力的差距，也可能形成新的全球「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使部分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遭到邊緣化。

這篇報告認為，美國若要在AGI從技術追求、接近突破、形成獨占到可能共同掌握的不同階段維持戰略主動，必須同時兼顧短期競爭與長期能力建設。具體政策包括持續投資AI研發與基礎設施、建立專責情報團隊追蹤中國的算力與關鍵投入、限制威權國家數位基礎設施在海外擴張，並預先規劃中國若率先取得重大技術突破時的因應方案，包括迅速取得、複製或逆向工程相關技術的能力。

中國「經濟安全成長模式」的內在體制張力

面對美國的科技遏阻與制裁，中國正系統性地重塑其經濟治理邏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發布的工作論文《中國的經濟安全成長模式及其對美中安全困境的啟示》（China's economic security growth model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S-China security dilemma）指出，中國已從傳統的出口或投資驅動型經濟，轉型為由「國家安全邏輯」主導政策的「經濟安全成長模式」。

這一新模式主要建立在三項核心支柱之上。首先是雙循環戰略，以強化國內大循環、降低關鍵供應鏈進口依賴為核心，以減少外部圍堵帶來的衝擊。中國貿易占GDP比重已從2006年的64%降至2025年的38%，出口占比亦從35.5%降至21.1%，反映北京持續降低經濟外部脆弱性的政策方向。

其次是科技自立自強戰略。北京透過中央科技委員會強化科技政策的中央統籌，集中資源突破「卡脖子」技術，並將這一政策延伸至高等教育與人才培育。2019至2022年間，教育部批准取消1422個文科項目；理工科專業占比則從2020年的51.4%上升至2024年的61.6%，新增專業高度集中於人工智慧、大數據與工程技術。

第三是經濟反制裁法律體系。北京透過《反外國制裁法》（2021）、《對外關係法》（2023）及修訂後的《對外貿易法》（2025）建立法律框架，並結合「不可靠實體清單」（UEL）及兩用物項出口管制，為限制稀土與關鍵礦物等戰略物資出口提供法律依據，強化面對外部經濟壓力時的反制能力。

然而，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的高度結合，也產生三項內在體制張力。第一是安全威懾與市場信心之間的矛盾。北京透過稀土與關鍵礦物出口管制展現「可信威懾力」，卻也削弱外商對中國市場政策穩定性的信心，加劇外商直接投資（FDI）下滑、企業降低中國市場曝險的趨勢。

第二是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風險規避（Risk Aversion）。當安全成為經濟決策的重要約束，基於比較優勢、成本效益與市場需求的判斷容易受到扭曲，使地方官僚與企業在安全與效率之間更傾向採取保守策略。

第三是資源錯配與產能過剩。中央政策動員促使地方政府追逐國家優先產業，例如「東數西算」政策下，部分地區大量興建AI數據中心，卻出現利用率不足；人形機器人（humanoid robots）領域也在短期內湧現超過150家企業。儘管國家發改委（NDRC）已介入部分產能過剩問題，北京仍允許積體電路、工業軟體等戰略產業維持一定程度的閒置產能，也因此加劇外界對中國生產過剩與不公平競爭的疑慮。

此外，經濟安全工具兼具防禦與施壓功能，加上中國政策制定與執行的不透明，使外界更難判斷北京的真正意圖。當各方將對方的防禦措施視為進攻性威脅，便容易採取進一步限制與反制，形成制裁與反制裁相互升級的循環，進一步加深美中之間的「安全困境」。

台海防禦格局  協同網絡全面重塑中

在台海局勢與印太安全的防禦格局中，跨海峽的威懾與地緣政治的協同網絡正面臨全面重塑。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發布的報告《聯盟何去何從？》（Whither the Coalition?） 評估了在潛在台海衝突中，新加坡、印度和德國這三個關鍵「非保證夥伴」（Non-guaranteed partners）加入由美國領導的經濟制裁聯盟的意願。

報告指出，這三個國家因其獨特的經貿與戰略考量，對制裁中國持高度保留態度。新加坡作為全球金融與貿易樞紐，其對中貿易和金融風險曝險極高，極其反對單邊制裁；然而，若中國被視為毫無疑問的台海侵略者，新加坡為維護小國生存所依賴的國際法原則，可能會支持執行聯合國或美國的二級制裁，並防止本國成為避稅避規的漏洞。

印度雖然面臨嚴峻的中印邊界衝突，並在印太地區與美國積極進行戰略協調，但印度歷史上反對並拒絕接受未經聯合國授權的「單邊經濟限制措施」；同時，印度的關鍵產業（如製藥原料API和太陽能組件）高度依賴中國進口，使其在採取實質性經濟制裁時面臨巨大的內生阻力。

至於德國，雖然歐盟已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競爭對手」，但德國核心產業（尤其是汽車製造業）在中國有極其龐大的直接投資，且其稀土等關鍵資源高達66%依賴中國。在自身面臨製造業危機和經濟衰退的背景下，德國對採取傷及自身的經濟制裁極為謹慎。

這份報告的核心發現強調，各夥伴國的意願高度取決於衝突的觸發條件（Triggers Matter），即是誰單方面改變了台海現狀。更為嚴峻的是，當前美國的「領導力赤字」嚴重削弱了聯盟的凝聚力。第二任川普政府推行的交易式外交政策、對外加徵關稅的威脅，以及盟友擔心美方可能為了自身利益與北京達成貿易交易而隨時「拋棄盟友」，使得夥伴國對美國的安全承諾與制裁協調深感懷疑。因此，作者建議美國不能採取「一刀切」的制裁要求，而必須尊重夥伴國的差異化能力與利益影響程度，採取針對性的協調策略，並持續維持對台海「雙向威懾」，既防範中國侵略，也防止台灣單方面法理獨立。

同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布的綜合報告《台灣與太平洋》（Taiwan and the Pacific）則從二軌三邊對話的角度，探討了美國、台灣、澳洲如何深化安全、經濟與外交整合。在重構跨海峽威懾方面，Zack Cooper與徐遵慈建議建立一個「低調、非公開」的三邊經濟安全合作框架，專注於能源、糧食、關鍵礦物供應鏈和軍需品生產的應變規劃。賴怡忠則呼籲必須將西太平洋視為一個「整合的戰區」，並警告中國正在太平洋島國（如索羅門群島）擴張軍事與警政足跡，旨在台海衝突時延遲美澳軍隊的增援；台灣已成立「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著重在民防、戰略物資、基礎設施維運、網絡與金融安全五大支柱上提升防禦能力。

在區域經濟整合與科技資產方面，李淳指出，印太整合正轉向非正式、安全驅動的網絡，台灣在先進半導體製造的優勢是民主陣營的寶貴戰略資產，應與川普「美國優先」政策下的「產業安全與供應鏈安全」協調對齊；Brent Moore則指出，台灣強勁的經濟增長（預計2026年達9.64%）以及在AI和機器人領域的爆發，正為澳洲企業提供全新的研發與商業合作空間。

在太平洋島國外交空間的維護上，Andrew Harding主張採取「進攻性」策略，由美澳台共同提供強大的「重新建交方案」，涵蓋貿易、基建與安全合作，積極與已被北京拉攏的國家重新建立邦交；然而，Mihai Sora與李政政則警告應避免將台灣在太平洋的角色過度政治化與競爭化。Sora建議台灣應獨立投資於「太平洋韌性基金」等區域優先事項，建立「互補而非聯名（Co-branding）」的自主援助路徑；李政政則主張，帛琉在主辦2026年太平洋島國論壇之際，美澳台應協助台灣深耕原住民文化交流（如Alingano Maisu雙體獨木舟航行交流）與技術互惠空間，以文化和社會的深層連結超越冰冷的地緣外交爭奪戰。

從本月國際智庫的觀察可以發現，隨著經濟與安全日益深度交織，單一的防堵政策或傳統防務協議，已不足以應對日益複雜的地緣政治競爭。民主國家在尋求建立對中制裁聯盟、強化印太安全韌性及因應威權國家協作的同時，也必須正視內部政策連貫性不足，以及不同夥伴之間的利益分歧。而中國在經濟運作高度「安全化」的過程中，則面臨成長動能減弱、產能過剩、資源錯配與對外政策信號不明等體制性挑戰。

在地緣政治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下，各國如何評估自身「防禦性」政策可能產生的外部安全效應，避免進一步加深彼此的安全困境，同時在科技自主與全球經濟互聯之間維持必要的政策彈性，將成為維持長期韌性與降低衝突風險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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