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政策，是近十年台灣金融政策最重要的一次突破。從主動式ETF、TISA（台灣個人投資儲蓄帳戶）、REITs（不動產投資信託）改革、高雄金融專區，到境外基金審查流程縮短、放寬外資深耕措施，主管機關一年來積極推動近五十項法規調整，展現強烈的改革企圖心，方向精準，值得肯定。

然而，攸關台灣金融產業發展的政策突破，不能只看一年內完成多少法規鬆綁，而該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台灣究竟要打造一個「基金銷售市場」，還是一個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資產管理中心」？兩者看似相同，其實天差地遠。

資本管理能力的全球競爭

因為，二十一世紀真正的競爭，不只是GDP，而是誰能管理全球資本。世界各國正在競爭的，不是資金，而是資本管理能力。

新加坡沒有天然資源，卻建立了亞洲最大的跨境資產管理中心之一。它不是靠股票成交量，而是靠VCC（可變動資本公司，一種專為投資基金設計的靈活公司架構）制度、13O/13U租稅豁免制度、家族辦公室政策，以及淡馬錫、GIC（政府投資公司）等長期資本，共同形成完整生態系。

日本過去三十年一直不是亞洲資產管理重鎮，但前首相岸田文雄提出「資產管理立國」，不只責成相關部會進行法規與制度的全面調整，個人更化身超級業務員，在國際領袖峰會宣揚日本發展資產管理中心的變革、親赴紐約倫敦等金融中心演講，吸引國際資產管理公司進駐東京、大阪及福岡。日本改革基金制度，成立新基金架構，目標不是增加基金數量，而是重建日本資本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北歐更值得台灣深思。瑞典、丹麥與挪威人口不多，人口最多的瑞典僅一千萬人，其餘都只有五、六百萬人，市場規模也有限，但退休基金早已成為國家產業政策的重要推手。退休金不只是支付退休生活，更投資能源轉型、數位基礎建設、醫療創新、不動產及私募股權。北歐國家善用資本，發展資產管理產業成為國家競爭力的一部分，既讓國民享受到高品質的生活福祉，更實證了小國寡民也可以成為一流金融強國的機會。

中東國家運用充沛的石油現金，阿布達比、利雅德近年投入數千億美元打造全球資本中心，吸引BlackRock、Bridgewater、Brevan Howard、Marshall Wace等國際資產管理機構設點，更是為人所知的成功案例。

放眼全球，每個國家都在搶人才、搶制度、搶資本，「資產管理中心」不是紐約、新加坡、倫敦獨有的招牌，而是全世界主要國家競爭、不可或缺的關鍵戰略產業。金融資本的累積與創造，與製造、服務業的發展相依相伴，相互加乘，善於管理、運用、增長資本，產業與國家就能長期持續發展，不斷找到創新產業的成長點，永續維持國家競爭力於不墜。

打破「金融管理」思維

誠實檢視台灣的資產管理中心產業，在全球資本快速累積、股市不斷創新高的當前，台灣的資產管理產業不只與紐約、新加坡的距離越來越遠，甚至還趕不上北歐、中東、日本等國家的腳步。

「金融中心」的口號已經喊了三十餘年、發展「資產管理中心」的論述也總是在政府各部會的戰略簡報中出現。但是我們也知道，台灣企業與個人龐大的資金還是持續外流，繼續把巨大的資本交給其他國家的金融機構管理，我們連自己的資金都留不住，遑論吸引國際資金交給台灣金融機構管理。

一個亟待突破的觀念，是政府與金融業者的集體思考還停留在「金融管理」思維，還是習慣把「基金銷售」當成「資產管理」的核心指標。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任何產業都有研發、生產、銷售、服務等環節，以「金融管理」、「基金銷售」為核心的思維，只偏重後端的銷售，而且銷售對象都是台灣自己人，做到極端也就是一家裝潢華麗的賣店，賣的大多是外國商品，但是真正具有價值、能夠創造利潤的研發、生產與服務，都在外國金融機構手上，人家大口吃肉喝酒，我們只能沾點清湯。

當然，台灣的投信公司衝刺業務，ETF規模不斷創新高，是值得驕傲的重大突破，至少做到自己的錢自己管、自己享受增值的財富效應，彌補了政府退休金制度的缺憾。但是，如果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最後只有ETF成功，那就像建立了一座世界級港口，卻只有觀光渡輪，沒有貨櫃港、沒有造船廠，更沒有遠洋船隊。

真正成熟的資產管理產業，除了包括ETF在內的公募基金，更包括：

• 私募股權（Private Equity）
• 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
• 私募債權（Private Credit）
• 基礎建設基金（Infrastructure）
• 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
• 家族辦公室
• 主權基金合作
• 永續投資
• 退休金受託管理

以上，是經過數十年各國實戰公認的資產管理中心基本規格，客戶的需求、資金的流動，必須在上述這個產業生態鏈裡面獲得最大的利益、最安全的保護，只有一兩門獨大的金融體系，頂多是客戶的選項之一，無法真正掌控、管理客戶的資金。對提供服務的金融業來說，發展出完整的資產管理生態鏈，才能真正培養投資能力、吸引國際人才、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就業、獲取資產管理的長期利潤。

別坐擁金山卻嫌棄黃金

台灣從來不是缺錢的國家。我們擁有全球最前段班的外匯存底、龐大的保險資金、退休基金，以及超過百兆元的民間金融資產。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們長年把資本視為問題，而不是國家最重要的戰略資源。

台灣最大的問題，不是沒有資本，而是不懂資本。真正可惜的，是我們坐在金山上，卻把黃金當成垃圾。政治討論中，只要談到金融，就反射性聯想到炒股；談到投資，就擔心炒作；談到私募，就套上財團的帽子遊街示眾；談到REITs，就擔心圖利；談到另類投資，就擔心風險。於是，在經年累月的的政治攻防中，我們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制度改革的機會。

近年台灣ETF高速發展當然是件重大的成就，但ETF主要交易的是成熟企業股票，只是整條資金供應鏈的一段。

資金運用與企業發展是相生相伴的左右手，企業從早期的創業、中期的擴張、進入成熟期後的重組與購併、或者成為回饋穩健股息的現金牛，不同階段的企業發展，會需要不同的金融資源，扶助企業在不同階段獲得最大的金融資源，正是資產管理產業的終極價值。

資產管理最大的價值，不只是提高單年的年度報酬率，而是在企業發展的歷程中，協助實體經濟的Capital Formation（資本形成），讓企業藉由最合理配置的金融資本，發揮最大的經營效益，進而回饋提供資本的股東、債券人，以及證券化後的投資大眾。

新創公司、AI、半導體供應鏈、生技醫療、資料中心、能源轉型、智慧物流、水資源、港口、電網，靠的是長期耐心資本。北歐退休基金投資的不只是全球股票，更直接參與能源、港口、水電、醫療及創新產業；瑞典的EQT（殷拓集團）、丹麥的CIP（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等北歐機構，更把退休金轉化成國家競爭力。

反觀台灣，巨額資金都集中在成熟期、已經上市的企業身上，求取已經去風險、但是回報率偏低的次級市場上市公司，最大的資金提供者—退休基金與保險資金，對風險高、報酬率也極高的早期資產配置相對有限。

台灣擁有豐厚資本，但是資本的期間、風險、報酬，甚至國內外標的，都嚴重錯配。龐大的壽險資金投往海外，在自己腳下埋設匯率波動、威脅金融安定的地雷，也讓國民的資金暴露在隱形、無比巨大的風險，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另類「台灣奇蹟」。

推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更多法規，而是建立完整生態系，包括國際級基金架構、租稅制度、REITs改革、有限合夥制度、退休金長期投資機制、家族辦公室政策、國際人才引進，讓公共資產與民間資本形成良性循環。

今天，全世界競爭的不只是工廠，而是資本；不只是土地，而是制度；不只是補貼，而是人才。如果我們仍然用二十年前、管理以存放款為主的商業銀行的政策思維，去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資產管理競爭，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終究只會停留在口號。

許多人喜歡談護國神山，但真正支撐護國神山的，不只是工程師，還有資本。當台灣社會及政治人物真正理解：資本不是投機，而是國力；資產管理不是金融商品，而是國家戰略；長期資金不是帳上的數字，而是下一代競爭力的來源。當大家想通這個道理的那一天，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才會從紙面上的政策，落實成台灣新的國家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