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曾說：「台灣是世界的台灣。」這句話道出的國家願景，承載著民主化三十年來公民社會孕育出的台灣主體意識，承載著國際地位的艱難之下，台灣力求發展以被世界看見、與國際社會深化連結的盼望。

為實現該願景，與本地社會緊密連結的移民工群體，也是我們強化民主韌性的重要一環。然而，目前社會輿論和社群媒體卻充滿另一種聲音——

開放更多移工會不會帶來治安問題？

保障移工人權是不是壓縮了本地人的福利資源？

移民人口會不會成為國安破口？

這些極化社會的爭議總是在台灣最脆弱的時刻襲來，並不是最近才出現。

即便今日在台移工已超過86萬人，但在制度上他們始終被視為「暫時性」人力；產業缺工加劇的現實、本地公民的薪資結構困境、移工政策的制度性剝削問題，政府始終缺乏治理轉型和有效的社會溝通。

另一方面，台灣已有約60萬新住民，以及超過50萬名新住民二代，在青年世代中占比顯著。

雖在民間團體多年倡議移民工人權的努力下，「多元文化」逐漸成為移民政策的常見語彙，然而，這套論述往往停留在表層：外籍婚姻移民流於「異國情調」的展演者；中國籍婚姻移民則常被誤以為文化同質，被排除在多元文化的想像之外。

十年前新南向政策風潮，確實帶來部分轉變。東南亞移民文化開始被重新定位為一種優勢，社會也逐漸鼓勵新二代擁抱自身的跨族裔背景。然而，這樣的翻轉仍然有限。涉及多元平權的制度建設——如多語言通譯體系、反歧視機制的落實——推動依然緩慢。

同時，隨著中國對台威脅升溫，中國新住民及其子女，常被極化言論標示為共同體內的潛在威脅。這種以身份差異取代具體行為、無差別忠誠質疑的思維，對民主韌性造成深刻傷害。若以台灣主體性建立共同體的防衛意志，政策主導者必須清楚看見：移民工群體身處這個共同體之中，共同承擔它的風險與未來，不應消極放任他們成為社會極化的代罪羔羊。

那麼，下一個三十年呢？

在全球供應鏈與民主同盟日益重視勞動人權的今時，台灣若持續以低人權標準治理移工，代價不只會落在弱勢移工身上，也會回過頭來傷及自身國際聲譽、產業出口與民主可信度。

在輿論極化的時代，社會對移民生命經驗的污名或偏見，除了削弱台灣作為民主與多元社會的正當性敘事，以及吸納移民政策的可信度，也會使移民群體被邊緣化，正中分化社會者的下懷。

政策主導者如何建立兼具民主韌性、永續性的移民工治理轉型與論述，將是下個三十年，強化我國民主韌性的必修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