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成長於戒嚴和軍事管制狀態下的金門島，國中畢業跨海唸新竹師專，1988年畢業後回鄉任教。那是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台灣剛解除戒嚴，而金門持續戒嚴，我從一個解嚴的大島回到了戒嚴的小島。

五年之後，我離開金門移居到繁華的高雄大都會。由於解嚴，台灣的公民社會覺醒勃發，我有幸見證和參與了90年代以來，南方的環境保護、本土自覺、文化改造同時交疊的社會運動，深受啟迪，猶如一燈點亮千年暗，看見理想世界的亮光。

我在參與都會區市民發起的綠地保護運動，看見公民的力量促成了城市景觀生態和生活品質的改善；我從美濃反水庫運動，看到青年世代在客家農村固有的社區文化中，找到運動的力量；從後勁反五輕運動，看到傳統宗教信仰成為最核心的組織動員和資源，實現了草根民主，因為長年的堅持翻轉了城市的命運。

在參與環保運動中，我碰到各地愛鄉愛土，關心環境生態與生命品質的許多好朋友，讓我從心裡湧現一種比宗族血緣關係更覺親近的歸屬感。

這讓我明白，一個沒有權力的人，集結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也能改變社會，成為一個有力量的人、有力量的共同體。這是我的社會運動啟蒙，也讓我深信民主自由的價值，以及壯大公民社會的必要性。

儘管從事環境運動看到許多令人心痛的生態環境破壞，體制的不公不義，追求改變的艱難，然而經歷過軍事戒嚴的體制，讓我覺得身在民主體制中，可以透過公民力量改變社會，仍然是一件幸福的事。

台灣在民主化之後，各領域社會運動推動著體制和社會觀念價值的正向改變，同時，社運的組織和主張越來越多元和深入。以環境運動為例，過去的反公害運動、反核運動、生態保育和野生動物等領域，如今發展出多元有差異的運動路線，體現了民主社會下的活力，但也帶來新的課題和挑戰。

特別是近年來國際秩序紛亂，台灣國內政局極端對立，中國併吞威脅不斷升高。在此同時，台灣邁向2050的淨零排放，非核低碳的能源轉型，面臨多重的挑戰，因為每一種能源都要付出代價，轉型過程有陣痛要調適，有知識要學習，有困難要克服。從執政者、企業、公民團體、受影響的社區和社群，都面臨了調適轉型的壓力，但多數公眾還沒有共同承擔的意識。

能源議題有著高度的複雜性和知識門檻，正好和人們喜好精短小巧破碎化的社群傳播邏輯互斥，這增加了公共討論的難度；在假訊息充斥，中國對台灣認知作戰壓力下，社會越加極端化，倡議的空間變得狹窄。

做為一個社會運動者，深知我們的任務不僅在監督當權者或企業，更重要的是如何爭取公眾的支持，才能根本性的避免保守力量的反撲。在此刻的台灣，很需要傳遞有脈絡的知識、價值理念，促進多元觀點的對話，避免讓社會因誤解或片面資訊而更加對立分歧，以凝聚民主共同體內部的團結。

我認為：這正是台灣民主深化的共同挑戰。透過對話共尋解方，採取有智慧的公民行動，將會決定台灣民主是否能夠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