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名著《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中指出：「政治制度的演化猶如生物進化，是應對環境變遷、交織著偶然與路徑依賴的漫長歷程。」

我先後追隨蔣經國先生14載、李登輝先生12載，有幸完整親歷並參與了中華民國台灣波瀾壯闊的民主轉型。論及台灣民主化，必得從經國先生談起，因他深信，「民主化必先本土化，本土化則必求全民化」。在他任內排除萬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解除報禁、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開啟台灣民主轉型的先河。

李總統繼任後，我賡續襄助其召開國是會議，制訂「兩年三階段」修憲時程，完成終結萬年國會、推動省長及總統直選並修正《刑法》第一百條，保障言論自由的法理基礎等歷史任務。為確保民主化平穩推進、排除內外干擾，我亦協助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並通過《國家統一綱領》，於《憲法》增修條文前言明載：「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讓民主轉型時亦能兼顧國家法統。
 
然這看似主體各異的諸多歷史事件，實則背後皆隱含著「和解」的核心價值。例如在威權轉型的關鍵期，我協助經國先生推動「威權與民主的和解」；誠如余英時教授所言，經國先生係「用家長式的權威，結束家長式的統治」，讓台灣開啟了民主轉型的寧靜革命。

於李總統任內，我以國民黨秘書長的身分持續扮演著「政治潤滑劑」角色，戮力於「體制與異議的和解」，使朝野從街頭抗爭逐步轉向體制協商，促成跨黨派協商，建立朝野共識，共同推動雖不全然滿意但還能接受的政治改革。

即便歷經三次政黨輪替，我仍致力於「政黨與政黨的和解」，從2005年的「扁宋會」到2016年及2017年兩度代表蔡英文總統出使APEC，展現放開心胸、放下成見，身體力行，期能在對外事務上達成「台灣利益優先」的共識。
 
當然台灣民主之路並非一帆風順，不時仍有暗流湧現，尤其台灣深受美式「贏者全拿」以及選舉決定政治路線的政治思維影響，導致朝野政局屢屢陷入零和泥淖，也撕裂了台灣社會。此刻更需有志之士站高望遠，才能真正維護台灣堅持「自由、民主、均富、法治」的基本價值。
 
我始終認為，「真正的偉大不在於擊敗對手，而在於與對手攜手解決國家的困局，增進民生福祉」。政黨合作的本質是溝通與妥協，這絕非軟弱，而是為讓多元價值共存。我期盼未來的台灣真正能夠超越顏色藩籬，以「共贏共好」的理念為基石，共同處理民生問題、開創生機，這應是我們留給台灣民主，嘉惠後代的政治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