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雪湖（1908~2012）的創作生涯極長，應為台灣藝術史之冠，在老師鄉原古統的鼓勵之下，他很早就以繪畫創作為職志，在台灣前輩畫家中，是少數決定做為一名全職畫家生存的奇特人物，從日本大正年間畫到21世紀，創作題材包羅萬象，也記錄了豐富的台灣建築剪影。比較他早期和晚期的作品，可以發現畫風的顯著差異，但都飽含對鄉土文化的情懷和細膩觀察。

描繪兩代明治橋 芝山巖見證大量台灣歷史

1928年的〈圓山附近〉看似描繪自然景色，其實已是人為開發時間悠久的台北近郊田園。隱藏在畫面左側樹林後方的是1901年落成的第一代明治橋，是為配合台灣神社興建、連接台北市區敕使街道與圓山台灣神社參拜道上的鐵製桁架橋，由出身札幌農校、對台灣治水事業有極大貢獻的土木技師十川嘉太郎設計，1912年再由營造廠高石組施工，將橋面改為鋼筋混凝土，直到第二代鋼筋混凝土的明治橋於1933年在基隆河下游處落成後才拆除。
 
在郭雪湖的描繪中，明治橋雖然只露出不到一半的構造，但可以清楚看到它的構造類型屬於桁架橋，又稱花樑橋，這是將鋼梁構材組件預先分節製作，運到工地現場，利用吊運機具將鋼材吊放到橋墩上，再以鉚釘、高拉力螺栓或焊接結合。雖然和後來壯觀的台北橋相比，只有一組橋架的明治橋規模略小，但通往神社的神聖性不言可喻，橋面兩側美麗的雕花鑄鐵欄杆也被畫家記錄下來。

1934年郭雪湖又以新落成的第二代橋梁為題材，創作〈橋畔春雨〉、〈神橋曙色〉等作品，同樣也只讓壯觀的第二代明治橋在畫中露出半截橋拱，以及橋墩柱上石燈籠造型的路燈。透過局部的展現，暗示全貌的壯觀美麗，完美融合人造建設與自然風景。
 
1931年的〈新霽〉描繪士林芝山巖的景色。芝山巖由漳州移民命名，是有許多民變和民亂的清帝國時代，漳州族群的堡壘；日本時代初期又因芝山巖學堂設立，成為「本島人教育的發祥地」，進而發生遭到仇日民眾攻擊，斬首殺害老師並搶奪財物的六氏先生事件，後來又設立了祭祀亡者的神社和被選為真言宗的台北四國八十八所靈場之一，十公頃的範圍內存在大量台灣歷史的見證。
 
而郭雪湖就像是再將這些豐富史蹟又濃縮在一張作品中，在綠意盎然的植栽之間，藏著惠濟宮的屋頂、芝山巖隘門、神社參拜道旁的的石燈籠和紀念碑，還有涼亭等構造物，觀畫充滿尋寶樂趣，像在玩「威利在哪裡」。其實從老照片中看起來，神社周邊空曠，植栽並不像畫中的茂密景象，畫面中可以讓植物學家研究一整天的細節繁複排列密集植栽，顯然是畫家的精心布局。美麗圖案令人聯想到英國美術工藝運動領導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作品，很適合發展成各種文創商品，或者運用於護照防偽的底圖，呈現畫家年輕時如匠師般觀察力和手工藝最顛峰時期的成就。
 
1932的〈薰苑〉原作雖然尚未出土，但僅欣賞留存的畫稿便足以讓人嘆為觀止。這幅高達132.8公分，橫為185.7公分的大尺度鉅作，可從遠景的橫虹臥月判別所描繪園林景色位於板橋林家，但畫稿右側單券石拱橋和四柱六角頂涼亭，在今日的林本源園邸似乎已看不到，不知是否也像他在〈南街殷賑〉中將街屋拉高的創意，包含畫家對理想庭園的投射想像和拼貼？

戰後不得志離台 畫作持續傳達思鄉情

戰後的郭雪湖在大時代動盪下愈發不得志。1946年，在他與楊三郎向行政長官公署建言下，延續日本時代的府展規格籌辦全省美術展覽會，然而幾年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掀起「正統國畫論爭」打壓本土藝術家，他擅長以膠彩為媒材的創作方式，被視為來自日本的東洋畫，職業畫家的家中經濟日漸拮据。

同時，郭雪湖因為擔任省展評審，持續遭到國民黨康樂部隊美術部門人員掏槍威脅要求入選，還有官員私相授受關說安插評委，1964年起郭雪湖舉家旅居日本，又因聽說好友陳澄波和呂赫若在遭難後，家人仍持續遭到監控，郭雪湖終於決定遠離家園，1978年定居於美國加州，並且持續創作不輟。
 
畫家離台後，後期作品樸拙稚趣，與早年的鬼斧神工大異其趣，改為追求反璞歸真的「看見」，也喜愛描繪台灣清帝國時代建造、漢文化類型的名勝和城門，如台南府城的赤崁樓、大南門、小西門，台北府城的西門寶成門等都曾入畫。這些作品大多是以他年輕時的寫生手稿為依據，再發展為正式作品，傳達畫家對故鄉的思念，並可從他極少挑選日本時代建造的近代建築做為題材，表現他的文化認同。
 
但台北府城西門在1904已被拆除，郭雪湖本人必然未曾親眼見過，因此可知老照片也是他取材的對象。日本時代在西門城門之下有城內連接艋舺的台車軌道通過，在畫家筆下呈現左右鏡射相反的彎曲弧度，可見相片中的空間素材對畫家而言，是可以更動調整的參考元素。2013年台北市水利處整修二二八公園旁的排水溝，在衡陽路和懷寧街口挖出百餘根鐵軌條，經推測有可能就是這段台車軌道在當年被拆除後就地掩埋。
 
根據郭雪湖幼子郭松年回憶，2012年104歲的郭雪湖在美國舊金山辭世前的那段日子，總是囈語呼喚著「阿娘」，把窗外青山看成是故鄉觀音山，心心念念要下山回到淡水河畔。肉身終有消散之時，但將精神寄託於作品便能更為貼近永恆，最終畫家對家鄉的思念化為美麗的藝術，持續為在同一塊土地上生活的後繼者帶來啟發與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