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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真是K型經濟?-下》

政府就在下臂上,還向下臂收錢

路透社(達志影像提供)
作者|
李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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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日本的中國獨立知識分子與多棲內容創作者。主持YouTube「三個水槍手」、「世界苦茶」等節目。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畢,雙修法學與經濟。

  • 中國房市下降,代表一套原來支撐家庭財富、地方財政和信貸擴張的機器正在縮小,但過去留下的負債和責任仍在。
  • 承擔中國地方財政危機的,是有工作的人、有員工的小企業,和依賴公共服務的普通家庭。
  • 中國經濟更像一台抽水機:資源從正在縮小的地方被抽出來,以維持財政、繼續為特定產業提供退稅、補貼和低成本融資。

本篇續自:中國真是K型經濟?-上》只有產業規模 沒有可被分配的財富

五、中國政府自己就在下臂上

如果說中國的K型上臂與其他國家的上臂並不完全相同,那麼中國的K型下臂,差異可能更大。因為中國正在下降的,不只是一批「落後產業」。最典型的當然是房地產。如果我們只是把房地產理解成一個產業,那麼故事非常簡單。

以前中國需要蓋很多房子。現在人口結構變了,城市化速度下降,房子太多了。所以房地產下降,新能源、人工智能、機器人上升。這就是一次正常的產業轉型。馬車少了,汽車多了。煤礦少了,半導體多了。舊產業退出,新產業接替。如果事情只是這樣,中國的確是一個非常典型的K。

但房地產在中國從來不只是一個產業。它同時是一種家庭資產。對大量中國家庭來說,住房是最重要的財富儲存方式。它也是地方政府財政的一部分。土地出讓、房地產開發和相關稅費,長期與地方政府的收入、投資和債務能力聯繫在一起。

它還是一套信貸體系。居民背著按揭(台灣稱房貸),開發商借錢拿地、蓋房,銀行把大量資產配置到住房及其相關活動。它甚至是一套地方經濟的需求來源。房地產公司買土地、買鋼材、買水泥、買家電,建築工人拿到工資,地方政府拿到收入,再去修路、建地鐵、蓋學校。

所以房地產下降的時候,消失的並不只是一部分GDP。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GDP是流量。房子是資產。債務是存量。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也是存量。房地產投資下降20%,不能簡單理解成中國少了20%的某種產業活動。如果一個家庭的房子價格下降,它的按揭不會同比例下降。如果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下降,過去形成的債務不會同比例消失。如果開發商不再拿地,地方政府原來需要支付的教師工資、醫療、公共交通和債務利息,也不會自動縮小。

所以,中國下臂正在發生的事情,與「一些人沒有趕上人工智能繁榮」不是同一個問題。它更像是一套原來支撐家庭財富、地方財政和信貸擴張的機器正在縮小,但這台機器過去留下的負債和責任仍然存在。這時候,再把新能源汽車畫成一條向上的線,把房地產畫成一條向下的線,視覺上非常漂亮。但這兩條線根本不是同一種東西。一條線代表新的生產能力。另一條線背後拖著家庭資產負債表、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和大量既有債務。它們怎麼可能只是K的兩條對稱手臂?

那麼,其他國家的下臂是什麼?

大致是兩種東西。一種是分配問題。美國低收入家庭的實際工資被通膨吃掉,房租和利率壓得人喘不過氣。日本的實際工資連續下降。這些人大多不是沒有工作,而是收入沒有跟上那塊正在變大的蛋糕。另一種是傳統產業的衰退與振興問題。韓國的建築業收縮,台灣的傳統產業被關稅和匯率擠壓,美國中西部的老工業區已經談了幾十年。這些產業的工人和老闆需要補貼、轉型輔導、失業保險,有時候需要政府直接出手。

這兩種下臂都很痛苦,有些痛苦持續了一代人。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解決它們的錢,至少在原則上,可以從上臂來。上臂的企業交所得稅,股東交股利稅,股市交證交稅,政府拿著這些錢去發補貼、做轉移支付、補失業保險。台灣在近年利用超徵稅收普發貨幣,就是這個邏輯最直白的版本。你可以批評它分得太少、分得太粗、分錯了對象,但所有爭論都有一個前提:國家站在上臂和下臂之間,手裡有錢,可以把一部分從上面挪到下面。

換句話說,在其他國家的K裡,政府不在K上。它在K的旁邊,是負責重新分配的那個人。

中國的下臂,最大的不同就在這裡。政府自己就在下臂上。

地方財政失血  往上不成只能往下拿

房地產這台機器的第一個功能,就是地方財政。2021年土地出讓金收入是8.7 萬億元(人民幣,以下同),2025年掉到約4.15萬億元。今年上半年只有九千多億元,比去年同期再少三成,只剩2021年同期的兩成多。和高峰相比,地方每年減少超過5萬億元。同一時期,中央給地方的轉移支付從8.2萬億元增加到10.2萬億元,補了2萬億。 剩下的缺口至少3萬億。

這筆錢過去也不只是拿來蓋新城。它是地方政府的現金流。公務員工資發不出來、城投要付利息、工程款要結算的時候,賣地的錢可以先頂上。現在這台現金機器停了,它留下的帳單卻都還在。所以這個缺口沒辦法靠「少蓋一點房產」無痛收掉。

8月底的三份房地產文件,規定銀行不得為開發商買地放貸,按揭要等竣工備案後才能發放,預售要等主體結構封頂。 這對購房者是好事,對地方財政則等於正式承認:這條財源不會回來了。

一個在財政上失血的政府能怎麼辦?在其他國家的K裡,答案是向上臂收稅。但上篇已經算過,中國這條上臂今年給政府留下的淨稅收是負的。上面拿不到,就只能往下拿。

這就是2026年的加稅。1994年分稅制之後,2009、2016、2019、2022年幾次大的稅制調整都是減稅,今年是中國稅收政策第一次大幅掉頭向上。 加誰的稅?宣傳上最顯眼的是富人:境外所得、離岸信託、海外投資收益。今年上半年境外所得補稅約340億元,去年查補的1818名「雙高」人員一共補了15.23億元。 按我們的估算,這兩塊加起來只佔今年新增稅費的6%左右,而且境外所得的補繳有很大一部分是一次性的,倒查幾年的稅收完就沒了。

真正的大頭在別處。調整徵收,包括取消出口退稅、恢復消費稅和債券利息增值稅等,今年約1400億元。強化徵管約2000億元。國企多上繳利潤約2000億元,這一項大體是左口袋放右口袋。註單一最大的一項是社保:把繳費基數「夯實」到真實工資,今年大約多收3000億元。四項加起來大約8400億元,扣掉國企那2000億,填不上今年土地出讓金1萬億元左右的跌幅。

社保夯實率要逐步提高到90%,五年後到100%。如果真的做到,社保每年可以多收1萬億元以上,比今年其他所有增收措施加起來還多。

社保是誰交的?有員工的企業和有工作的人。財新報導過兩個案例。上海一家十幾個人的軟體公司,夯實率從45%談到70%,一年多出50萬元人力成本。一家5000人的商品流通企業,被要求從40%提到80%,一年多出幾千萬元。值得注意的是「談」這個字。中國的稅費不是按稅率算出來的,而是在徵收指標和企業的現金流之間談出來的。所以它首先落在看得見、跑不掉、又有現金流的企業身上。

結構性的出路其實早就寫在紙上。把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下劃給地方,2021 年進了「十四五」規劃,2024年進了三中全會決定。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穩步下劃地方、增加地方自主財力」這半句被拿掉了。不動稅制,不動中央地方分配,不開房產稅,只在既有的帳本裡擠海綿。

銀行這條線也到了邊界。9月28、29日公布的刺激措施,沒有一項讓商業銀行或地方財政多出一分錢。房貸貼息九成由中央財政出,PSL(抵押補充貸款)和再貸款全部由央行出,再貸款的支持比例甚至從六成提到百分之百。過去每一輪刺激,銀行都要讓利,地方都要配套。這一次兩者都被小心地繞開了,原因是商業銀行的淨息差已經低到要靠特別國債補充資本金,地方財政連以舊換新的配套資金都曾在年中用完。 家庭、地方政府、銀行,房地產這台機器連著的三張資產負債表,現在都在邊界上。剩下的只有中央財政和央行。

財政危機與就業危機連在一起

所以,中國下臂的第一個危機是財政危機。但它的意思不只是政府的錢少了。在其他國家,下臂是政府要救的對象。在中國,下臂本身就是政府,也是政府要收錢的對象。

在下臂的財政危機之下,是就業危機。兩者連在一起。

上篇算過,那五個上臂產業直接僱用大約744萬人。房地產機器連著的就業是另一個量級:工地上的建築工人,設計院和監理,水泥、玻璃、鋼材、砂石的生產和運輸,建材、家具、家電,地方國企和城投公司,還有工地周邊的餐飲、零售和租房。這些崗位以數千萬計。它們不是因為技術過時而消失,而是因為支撐它們的現金流停了。

在其他國家,傳統產業的工人失業,下一步是失業保險、再培訓、產業補貼,錢從政府來。中國的設想是讓這些人轉去養老、托育、醫療和社區服務。但這裡有一個雞生蛋的問題:這些行業在中國高度依賴財政投入,而財政沒錢正是一切的起點。上臂吸收不了他們,因為它是資本密集的。服務業也吸收不了他們,因為它需要財政。

更麻煩的是,財政危機的應對方式本身就在製造就業危機。

先看政府欠的錢。地方財政緊縮時,支付是分層的。養老金、公務員基本工資、公開債務的利息一天都不能拖。工程款、政府採購、招商補貼可以按年拖。績效工資、津貼、公共服務維護可以直接砍。被拖的那幾層,對面都是企業。企業收不到錢,就少招人、延遲發薪、砍獎金。政府的違約,最後以工資的形式落到勞動者身上。

投資跟著下降。扣除房地產後的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第一季度還增長1.3%,1到6月下降4.9%,1到8月下降6.4%,與整體投資的增速差擴大到4.4個百分點。 企業中長期貸款在最近五個月裡,有四個月是該月份的歷史最低。 註受衝擊最直接的,是51.2萬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裡的民營部分,大約僱用三千四、五百萬人。註這是中國質量最好的一批就業:不是公務員,不是靈活就業,是有合同、有社保的工廠職位。

最後是社保本身。夯實率對利潤薄、用人多的行業幾乎是致命的。勞務派遣的淨利率普遍在5%以下。保安、保潔、裝修、餐飲、美容美髮、家政,人工都佔成本三成以上。按作者估算,夯實率每提高10個百分點,用工成本上升8%到12%。註企業的理性反應是把全職轉成兼職、外包、項目制,稅務中介機構已經在網上公開教企業怎麼做。結果是工人失去五險一金和失業保險,社保也沒收上來。去年新增參保人數只有約300萬,遠低於過去。註中國「靈活就業」人數的增長,有一部分不是勞動者選擇了靈活,而是企業選擇了離開社保。

在其他國家,下臂的就業問題是一個需要財政去解決的問題。在中國,財政為了填補自己的窟窿,正在擴大這個問題。

六、不太像K,更像一台抽水機

現在可以把兩條手臂放在一起看了。

在美國、韓國、台灣的K裡,上臂和下臂之間有一條通道。上臂產生收入,政府從中取得稅收,再以轉移支付、補貼、社會保險的形式流向下臂。這條通道永遠不夠寬,政治上永遠有人吵它該更寬還是更窄,但水大體是從上往下流的。

中國今年的帳,方向幾乎相反。上臂的五個產業給政府留下的淨稅收是負的,它們的增長越來越依賴出口,而出口的一部分只是在香港轉了一圈。下臂的家庭、民企和小商戶,卻在交更多的社保、更多的個稅,被追繳更多的欠稅,同時承受被拖欠的工程款、被砍掉的績效工資和縮水的公共服務。如果一定要畫一張圖,它不太像K,更像一台抽水機:資源從正在縮小的下臂被抽出來,去維持一個財政,而這個財政還要繼續為那條上臂提供退稅、補貼和低成本融資。

這就是為什麼「K型分化」用在中國是一種誤解。它讓我們以為中國的問題是增長的成果分配不均,答案因而是更好的再分配。但再分配需要一塊可以分的蛋糕,和一個站在旁邊、手裡有錢的政府。中國的上臂還沒有變成那塊蛋糕,中國的政府也沒有站在旁邊。它自己就在下臂上,而且正在向下臂收錢。

所以中國真正要回答的問題,不是怎樣讓上臂的好處流到下臂,而是上臂能不能、什麼時候能變成真實的居民收入和公共財源,以及在那之前,下臂那台機器留下的債務由誰來承擔。今年的答案已經相當清楚:承擔的是有工作的人、有員工的小企業,和依賴公共服務的普通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