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全球AI新創界最矚目的一件事，就是Meta收購中國團隊創辦的Manus卻遭到中國政府跨境攔阻。

Manus由肖弘創立，2023年設於中國武漢，原名「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有別於月之暗面、阿里千問、深度求索（Deepseek）等中國AI公司專注於大語言模型的開發，Manus很早就開始發展AI Agent（人工智慧代理）。

Meta大筆收購Manus 中國新創圈由喜轉悲

不同於只能「聊天」的傳統AI（如早期的ChatGPT），Manus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執行力，它能像人類一樣在瀏覽器中操作，自主完成市場研究、數據分析等複雜任務。2025年Manus的示範影片在全球社交媒體瘋傳，展現出的效能被認為領先於當時OpenAI的AI Agent。產品發表八個月後，Manus年化業績（Annual Recurring Revenue）超過1億美元，每個月成長超過20%，是少數非美國AI新創公司所能達到的業績。

2025年該公司將總部遷往新加坡，外界解讀這一舉動是為了脫離地緣政治限制，並為接受美國資本而鋪路。Manus的籌資過程展現了極高熱度，透過三輪募資共籌集約8500萬美元。中國互聯網巨頭與創投機構是早期股東，包括騰訊控股、紅杉中國、真格基金。

後來矽谷知名創投Benchmark在2025年4月領投B輪募資。Benchmark在矽谷極具影響力，曾投資過Uber、Twitter與Dropbox等知名企業。Manus這一波募集了7500萬美元，新加坡公司的估值直接飆升到5億美元；其他重要投資者還有Unicorn Capital Partners及Peregrine Ventures。同年5月有傳聞稱中國國有資金也計畫入股，但隨後被Manus聯合創始人張濤公開否認，反映所涉地緣政治敏感性。

到了去年12月底，Meta正式宣布以超過25億美元的估值收購Manus，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計畫將Manus的AI Agent直接植入Meta旗下的WhatsApp、Instagram與Meta AI，目標是讓集團快速進入AI Agent市場，以彌補Meta在人工智慧發展上相對落後的局面。

根據收購計畫，創始人肖弘將加入Meta擔任副總裁，原團隊約一百人併入Meta的「超級智能實驗室」(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Meta也正在測試名為「Meta Agent Powered by Manus」的工具，協助企業自動化處理客戶投訴。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併購案是Meta繼WhatsApp與Scale AI之後，史上規模第三大的收購案，一時中國AI新創圈士氣大振，社交媒體上廣傳這個成功模式，普遍認為Manus另闢蹊徑，找到了中美貿易戰之下AI公司的新出海口。

進入2026年，這場收購案開始遇到逆風，成為中美數位主權的風暴中心。4月27日，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罕見地引用《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判定該收購案威脅國家安全，正式要求Meta撤銷交易。這是中國外資審查機制建立十多年以來，首次禁止的跨國併購案。央視報導Manus轉移到新加坡是「洗澡式出海」的不合規做法。中國監管部門反對Meta收購，包括騰訊、紅杉中國等中國本土投資人據報都已表態願意配合相關法律程序。

域外管轄、人才與技術軟禁 北京爭霸AI手段放大絕

這不僅是一宗商業交易的終止，更揭示了地緣政治與AI技術霸權的激烈交鋒。以下是三個關鍵重點：

一、「洗產地」策略失敗：Manus雖然總部設在新加坡，但核心團隊多為中國籍，去年將重心外移被視為欲規避中國的監管，但北京顯然不買帳，認定其技術所有權仍歸中國。

二、極其罕見的「域外管轄」：儘管是美國公司買新加坡公司，中國發改委仍以違反「技術出口管制」及「外商投資安全審查」為由，強勢介入並要求撤銷這樁鉅資交易。

三、人才與技術的「軟禁」：據傳肖弘、張濤兩位創辦人今年3月在北京開會後就被限制出境，首席科學家季逸超也被禁止出境。據傳Meta已準備認賠撤出，讓創辦團隊留在中國，這對想走向國際的中國AI人才無疑是一大警示。

根據收購協議，Meta第一筆約20億美元的首期款項已經撥付。Benchmark和中國的早期投資者據報導都已經收到了相應款項。Manus的核心程式碼也已經交給Meta，並開始整合進Meta的伺服器中。這使得目前情況非常棘手。

首先是資金已經分發給了全球各地的創投機構和個人股東，要讓這些投資人把錢退回來，在法律和實務上都面臨巨大挑戰；其次，北京要求Meta從其伺服器中完全刪除已轉移的技術資產，並將研發成果還原，但對於已經完成整合的AI模型來說，這在技術上極難實現。

簡單來說：Meta錢付了，投資人也拿到了，但現在中國政府說這筆交易無效，要求退貨還錢。這個年度全球科技界最大的法律與政治爭議事件，目前Meta仍在與新加坡及中國政府進行多方談判，試圖尋求一個資產剝離或合規的折衷方案。Meta致力於將Manus的研發環境與中國數據完全剝離，以符合美國與新加坡的合規要求，法律訴訟仍在持續中。

把這個事件放大到另一個層次來看，AI產業的競賽本質上是制度的競賽。史丹佛大學許成鋼教授指出，Manus收購案被叫停並非單純的商業審查，而是反映中國企業家其實並不擁有真正的「知識產權」；在缺乏獨立司法的情況下，政府可以透過控制人身自由（如限制創辦人出境）來強迫企業處置資產或股權。黨國體制將AI視為戰略工具，當私人企業的利益（如賣給美國公司）與國家控制發生衝突時，政府會毫不猶豫地介入，對共產黨而言，控制權高於科技或商業的發展。

許教授引用熊彼特的理論，強調「沒有信用創造就沒有產業革命」，過度的政府介入會壓抑真正的創新活力，也會導致中國金融體系的潰敗。

中國新創金流改道  從美元創投轉為人民幣創投

檢視中國創投的發展歷史，早期幾乎是外資創投主導整個新創產業的發展，從上世紀九〇年代到2007年之前，人民幣基金為主的本土創投從未超過20%，幾乎由外資創投的美元基金所主導。換言之，中國在開放改革過程中效法發達國家的經濟制度來導引科技的發展，過去十五年所吸引的創投資金僅次於美國，遠高於整個歐盟、以色列、日本等先進地區，廣泛地吸納了國際資金到新興的科技產業。

以AI為例，根據美國喬治城大學技術政策小組的報告，2015年至2021年，美國投資佔中國AI領域投資總額的37%，美國創投資金一直是中國新創公司的活水。

實務上，創投資金終究必須獲利退場，在海外創投的支持下，許多中國企業成功到美國資本市場掛牌上市，透過IPO募集到更多資金。美國擁有成熟的創投機構和上市退出機制，新創公司又能在主流資本市場籌措新的資金，於是資金活水源源不絕，形成中國新科技產業過去二十年以上的榮景。

在雷曼兄弟事件之後，2009年中國的「四萬億」人民幣量化寬鬆，導致中國資本市場有超額的資金流入私募基金（雖然更多資金流入房地產），中國的創投已轉為國有資本為主，美元基金大幅縮水，整體資金規模也跟著縮水。雖然仍有許多中國企業到美國上市，但人民幣創投基金已經主導中國新創圈。

今年初以來，在紐約完成IPO的中國公司僅有兩家，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減少；相比2021年的高峰，中企在美上市規模已暴跌超過九成。中企赴美IPO熱潮明顯退去，顯示在複雜的國際局勢下，中國企業對於美股上市持觀望態度，外資創投透過在美國上市而退出的模式變得不切實際。這次Manus事件更牽動了敏感神經，連跨國併購案也會遭到中國主管機關插手審核，外資創投勢必會考慮進一步減少投資中國的科技新創，哪怕公司已經註冊在境外。由於創投著眼的是長期投資，短期效應可能不明顯，但長期的趨勢應該已經非常清楚。

此外，如同許成鋼教授的見解，中國目前能維持技術差距不被拉大，很大程度依賴於人員在美中之間的流動與資訊透明，即所謂「人才流動與技術套取」，但他認為這難以轉化為持久的產業優勢。

對於中國科技創業者來說，現在只有兩條路：要麼徹底留在海外做全球化公司，要麼留在國內接受黨國的全面控制。一旦企業被認定為「重要」，就無法逃避被國有化的命運。中國正在限制包括人工智慧在內的尖端科技公司，未經當局核准不得接受美國資本投資，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中美在AI等科技領域的競爭加劇，AI新創公司在人才與資金上日趨封閉，中美對峙會導致中國政府「科技鎖國」； 政府的控制雖然短期內留住了技術，但長期來看卻輸掉了國際信任、人才吸引力，以及創新的體制土壤。

過去二十年中國之所以能夠吸納巨額的海外創投資金，是因為特殊的境外公司架構與股權設計，新創公司在募資時能夠與國際接軌，並且吸引大批的海歸人才回中國創業。公司境外架構主要指為了海外融資、上市或國際佈局，在開曼群島、維京群島或香港等地設立控股主體，再間接控制中國境內實體。這套架構能規避外資的限制，並靈活運用租稅協定。以下是行之有年的中國公司境外架構模式：

紅籌架構 (Red Chip Structure)
定義： 中國境內股東在境外設立控股公司（通常在維京群島或開曼），再以該控股公司名義收購境內資產，達成境外上市。
適用： 對股權控制有明確要求、擬在境外IPO的企業。

VIE架構（Variable Interest Entity，協議控制）
定義： 境外主體不直接持有境內企業股權，而是透過簽署一系列獨家技術服務協議，達到對境內實體（WFOE）的控制和利潤轉移。
適用： 中國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資的行業（如互聯網、出版、教育），達成境外上市。

VIE架構一直被國際投資人認為是中國為了吸引外資的金融創新而設，此前中國絕大部分的科技新創都受惠於VIE架構，但Manus事件象徵了中國監管機關對境外架構改動了詮釋方式，新創公司的境外架構風險瞬間升高，最立即的效應就是迫使一批最炙手可熱的AI新創加速「改籍」。

「紅籌大逆轉」中國發展模式翻頁 

從上海到北京的創業者與投資人，正被迫在「監管安心」與「全球融資彈性」之間做出艱難選擇。根據多名知情人士說法，AI Agent公司StepFun（階躍星辰）已著手拆除其涉及開曼群島的離岸架構，改採在岸公司結構，只為了能赴香港IPO。中國證監會4月已明確要求部分註冊在境外、實際資產與業務在中國的紅籌公司「拆紅籌」而回歸本土。

這項指示不僅象徵政策風向的轉變，也直接衝擊長期以來以避稅天堂為核心的VIE及紅籌上市模式。StepFun之所以被視為這波「改籍潮」的風向球，除了它是中國AI Agent的領頭羊，更關鍵的是其股權結構高度「國家隊化」，背後站的是上海市及多個區級政府投資機構，以及本土創投如啟明與騰訊。在此情況下，選擇完全在岸結構，既順應監管，也符合國家資本對關鍵AI資產留在國內的政策期待。

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看，StepFun有強烈誘因要盡快完成股權結構重組，以搶搭香港IPO熱潮。去年香港IPO融資額暴增231%至370億美元，申請排隊企業逾530家，絕大多數為中資企業。中國法界人士指出，去年中國批准赴港上市的131家企業中，約五分之一涉及境外持股，其中大多採紅籌或VIE結構，如今這套模式被要求拆解，時間與成本壓力都相當可觀。

所謂的「拆紅籌」並非沒有代價。律師與投資人指出，將公司註冊地由開曼等地遷回中國，牽涉重組股權、稅務處理及與既有股東重新協議，成本可能高到足以讓部分公司放棄原訂的上市計畫；特別是早年透過美元基金引入大量的境外投資人，若全面照辦，恐重創投資人回報預期，甚至引發法律爭議。長期來看，企業回歸在岸註冊雖然減少地緣政治風險，避免在中美博弈時因境外架構遭遇制裁或審查，亦可更順暢地與地方政府、國企客戶合作。但反對意見則擔心，過於急促的股權結構調整會拖垮企業上市節奏，削弱中國新創公司在全球資本市場上的競爭力。

與美國活躍的AI巨頭如OpenAI、Anthropic相比，中國AI新創公司本就面臨高度估值折價，而且整體資金動能明顯不足，若再被制度成本拖累，長期恐難與之抗衡。對國際投資人而言，如何評估在岸結構下的股權與法律風險，將成為未來幾年中國資本市場繞不開的新課題。這場由監管觸發的「紅籌大逆轉」，最終是否會塑造出更穩健的AI巨頭，還是讓部分新創在架構重組的半路上倒下，仍有待市場與時間給出答案。

有趣的是，中國內部湧現另一種批評聲音，來自民族主義的視角：輿論認為Manus創辦團隊試圖將核心技術「賤賣」給美國，是一種「科技叛國」。這類觀點認為Manus是利用中國基礎設施與人才紅利培養出來的嫩苗，不應在成材後轉投敵營競爭對手；技術可以無國界，但工程師有祖國，資料有主權，「洗澡出海」最終只會被監管的洪流淹沒。中國開放改革後「商人無祖國」的氛圍瀰漫，這種民族主義的聲音過去不曾是中國科技圈的主流，如今的科技民族主義氛圍，值得持續關注。

縱觀長期趨勢，中國AI新創公司正在經歷一場「資本結構重組」的潮流；雖然面對美國的壓力，中國AI新創依舊活躍，但募資方式已從單純的「尋求美元基金」，轉向在監管框架下「尋求香港資本與在岸化」模式。資金是資本市場的血液，資金的流動會直接影響中國AI產業的發展。Manus事件是導火線，也是中國未來科技發展的分水嶺，它標誌著「商業利益」正式讓位於「國家控制」，未來我們應該還會看到類似案例與爭議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