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值得警惕的政治語言，就是把人形容成害蟲。納粹德國在迫害猶太人的過程中，透過電影、海報與政治宣傳，將猶太人描繪成老鼠、病菌等有害生物。1940年，納粹製作的電影《永恆的猶太人》（Der ewige Jude），就有一段極具代表性的影像，將猶太人與老鼠並置。這不是單純的辱罵，而是一種有系統的去人性化工程，為之後的大屠殺做鋪陳，試圖讓社會逐漸接受對特定族群的排斥與迫害。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政治語彙不只是傳達政見訊息，有時候更是在改變人民如何看待另一群人。

政治語彙發展 令人不安

人們對政治人物的言論有一個基本期待，即使我們的政治立場不同，即使彼此對公共政策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至少應該保留一件事，那就是對人的尊重。但是，當國民黨台北市議員以「蟑螂」、「老鼠」形容支持沈伯洋的市民，甚至說他們是來追殺蔣萬安的人時，這些言論已經超越一般的政治攻防，這樣的發展讓人不安。

更令人不安的是，當市議員在議會質詢蔣萬安市長，詢問他如何看待同黨議員使用這類仇恨語言時，蔣萬安以「不在現場，所以無法評論」回應。

歷史留給我們的警告非常清楚，當政治人物開始用害蟲的詞彙稱呼不同立場的人，我們就應該警覺。這是對人的尊嚴與主體性的否定，因為這群政治人物不再願意看見一個個真實的人，只願意看見自己想像中的敵人，那民主社會還剩下多少理解彼此的可能？

當然，歷史不會因為有人使用了相同的惡意詞彙，就必然重演。但歷史之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為我們不應該等到悲劇發生，才開始理解那些曾經出現過的警訊。

或許另一個值得思考的概念，是群體認同。人們往往透過群體歸屬建立自我認同，也容易在心理上區分我們與他們。這種區分本身並沒有問題，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與價值選擇。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有人開始相信自己所屬的群體比較高尚、上流，而另一個群體是下流的，是不值得受到平等對待時，政治上的不同意見，就逐漸變成對人的厭惡與仇視。這裡面可能存在一種群體心理，透過貶低對方，來鞏固自己的群體認同。把另一群體稱為老鼠、蟑螂、癌症或疾病時，便可能讓原本難以接受的暴力行為，被重新包裝成清除社會威脅的正義行動。

分配公共資源 不是施捨

另一個同樣值得討論的現象，是國民黨立委形容藝文工作者是要飯的。這句話後來在社群平台不斷被引用，甚至逐漸成為嘲諷台灣文化及藝術工作者的詞彙。這其實是另一種值得警惕的去主體化與階級污名。

一個作家花了三年時間，訪問上百個人物，整理歷史資料，寫出一本可能不具商業市場、卻能為社會留下重要記憶的文學作品；一位編劇花了幾年時間，寫出一個關於台灣土地與人民的故事，最後完成一部可能沒有商業票房，卻能讓社會重新認識自身歷史的作品。這些藝文工作者，即便獲得僧多粥少的政府補助，平均下來仍然長期領著微薄的收入，卻持續投入漫長孤獨的創作。

這些人所做的事情，怎麼會因為申請了政府補助，就變成了需要向政府乞食要飯的人？公共文化資源不是政治人物的私人財產，也不是對創作者的施捨。它是人民共同支持的公共資源，目的在於讓市場無法充分支持、卻具有公共價值的文化創作，仍然有存在的機會。

文化政策有時候必須承擔市場不願意承擔的風險，保存市場不願意保存的記憶，提出市場不願意提出的問題。政府可以檢討補助制度，立法委員也有權監督預算，甚至可以質疑某些作品是否值得補助。但是，監督公共資源與羞辱專業藝文工作者，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要飯的」這個稱呼，將原本具有專業、思想、情感與自主性的創作者，簡化成依附權力、等待施捨的群體。這是一種職業污名，也是一種對文化勞動價值的否定。而明顯的是這群政治人物依然讓這些仇恨詞彙持續在社群平台不斷複製，或許他們希望讓羞辱藝文工作者變成一種日常娛樂。

一群人被貶抑了公民的尊嚴，另一群人被貶抑了專業勞動的價值。這不只是這群國民黨議員、立委羞辱人民的問題，而是我們應該共同思考的公共語言問題。尤其是具有公權力的民選公職人員，更應該了解自己的言論所具有的影響力，若他們依然認為不認同他們的人是「蟑螂」、「老鼠」、「畜生」、「要飯」時，它們將背離人民越來越遠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