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初，由義大利參議院副議長錢益友（Gian Marco Centinaio）率領的十位國會議員代表團獲總統賴清德接見，並於次日為國際半導體展（SEMICON Taiwan）的義大利國家館揭幕。這是二十個月內來自義大利的第四個跨黨派代表團。此前三個月，前總統蔡英文曾在義大利停留數日，當時外交部長林佳龍亦在米蘭訪問。而在國會代表團搭機回國一週後，副總統蕭美琴更親自出訪義大利。對於一個外交政策從未延伸至台灣海峽的國家而言，如此頻繁的互動，值得深究。

每當羅馬與台北坐上談判桌時，旁邊總會出現第三者的影子。這個角色始終是華盛頓，而華盛頓背後則有來自北京的拉扯，持續影響著義大利的政治與外交選擇。事實上，自1949年以來，大西洋同盟便一直是義大利外交政策的核心，因此在過去的多數時間中，義大利鮮少涉及東亞事務。羅馬的目光多聚焦在華盛頓、布魯塞爾與地中海，這些焦點都看似與台灣無關。而真正能跨越這段遙遠距離的，是歷任不同黨派政府，也包含最堅定的「大西洋主義者」所共同抱持的想法：中國是不容錯過的龐大機會。而義大利與台灣所共享的自由民主價值固然真實，但在過去數十年間卻極少被公開提及。

一個沒有亞洲政策的國家，在面對相關議題時仍須做出表態。就義大利而言，新聞公報或國會動議中的措辭，重要程度堪比其他國家簽署的條約或軍事部署。1970年11月，羅馬在與北京的建交談判中選擇了一個關鍵用詞：建交公報僅記錄中國對台灣的「聲明」（declaration）而非立場（position），而義大利「注意到」（took note）此一情況。台灣的紀錄中則補充了義大利與美國所忽略的細節：此一用語並非源自大家通常認為的《中加建交聯合公報》。早在五週前，當時的中國代表便已在巴黎向義大利談判代表提出了此一措辭，而原本主張法國模式的羅馬，花了一段時間才接受這個最終讓各方都能接受，且奠定台北與西方各國此後對話基調的折衷方案。於台北方面，則選擇主動劃下句點，宣佈自義大利承認北京那一刻起終止雙邊關係，而非透過談判來處理斷交細節。

1996年3月第三次台海危機期間，當中國飛彈落入台灣近海時，兩位義大利參議員在發表的演說中，將台灣稱為「受威脅的民主政體」，而非「中國遺失的一角」（a lost China），此後的義大利政府也延續了這種表述方式。

這種外交措辭上的微妙調整，往往是一個中等強國在遠方區域所能擁有的唯一外交空間，而台北與羅馬雙方也都學會了如何善用這個空間。2023年一篇發表於《政治家》（Il Politico）關於台義關係的文章提出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梅洛尼（Giorgia Meloni）政府在競選期間曾將台灣駐羅馬代表稱為「台灣大使」，這種語氣能否在面對義大利的外交部官僚體系，以及「一帶一路備忘錄」的考驗後存續下來？三年後的今天，答案比任何人預期的都更令人振奮。

加入與退出一帶一路

義大利於2019年3月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當時是以歐盟的政策語言來包裝。該備忘錄訴諸「歐盟—中國聯通平台」及歐盟自身的歐亞聯通戰略。學者普里塞（Giulio Pugliese）當時指出，這延續了倫齊（Matteo Renzi）與簡堤洛尼（Paolo Gentiloni）政府的經貿投資路線。然而，科蒂基亞（Fabrizio Coticchia）對孔蒂（Giuseppe Conte）第一任內閣的研究發現，這是該執政聯盟唯一「超出義大利傳統盟友範疇」的外交舉措。最終導致這項政策瓦解的，是因為正當性逐漸喪失。

正如納塔利齊亞（Gabriele Natalizia）與特米內（Lorenzo Termine）所記錄的，美國的壓力公開而持續，但它落在一片早已準備就緒的土壤上：義大利公眾是全歐洲對中國最抱持懷疑態度的群體之一，產業界幾乎沒有看到當初承諾的市場准入，政治階層也親眼看見了北京在疫情期間與香港議題上的所作所為。

2023年12月，義大利外交部通知北京將不再續約該備忘錄，成為第一個退出的簽署國，這次的退出被視為義大利重新回到傳統盟友陣營。學者安多尼諾（Giovanni Andornino）對相關外交官的訪談指出，雙方對退出過程的管控極為謹慎，幾乎沒有公開張揚，事後也沒有引發報復。短短數週內，兩國政府甚至還共同慶祝了2004年建立的「戰略夥伴關係」二十週年。梅洛尼於2024年7月訪問北京；中國外長王毅則於2025年10月前往羅馬，出席義中政府間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

特米內今年春季發表於《現代歐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關於中右翼政黨的研究，揭露了這種外交管控在短期內對台北帶來的代價。在2022年10月義大利新政府上任至北京訪問期間，與台灣相關的互動被刻意維持在低調狀態：台義經貿合作論壇在2022年12月舉行第十屆後便未再召開，原定於2023年4月發起的國會代表團訪問亦被推遲，內閣部長們也盡可能減少發言。對台北做出單一顯眼的舉動都可能使退出一帶一路的過程複雜化，因此義大利政府當時並未做出任何動作。不過當退出程序完成，外交空間便開始展現。

台義關係中最古老的外交管道

重新開啟的管道，是台義雙邊關係中最悠久的一條。

自1950年代以來，羅馬與台北間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皆源自於私人身份（如度假或接受名譽學位）發起的行程，並在抵達台灣後轉變為正式的訪問任務。第一支義大利國會代表團於1956年10月抵達台灣。1979年由天主教民主黨議員斯特加尼尼（Bruno Stegagnini）率領的代表團，開啟了現代非官方關係的新篇章。1991年卜蘭第尼（Giovanni Prandini）的訪台行程，至今仍是唯一一位義大利現任部長的訪問，在當時促成了許多公共工程合約；而當年在他辦公室一手籌劃此行的青年助理祖柯利（Camillo Zuccoli），正是1979年陪同斯特加尼尼的同一人，他一直在幕後默默維繫著羅馬與台北之間的溝通管道，直到2019年辭世。國會總是能做到行政部門不便明言的事。

從2024年底到今年9月，這種互動模式以數十年未見的頻率重現。2025年1月，眾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歐斯納多（Marco Osnato）率代表團訪台，成員包含四名義大利兄弟黨（Brothers of Italy）議員與兩名中左翼議員。2025年4月，由參議員馬蘭（Lucio Malan）擔任主席、擁有約90名成員（約佔兩院總席次15%）的「義大利國會友台小組」發表了首份聲明，譴責中國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演習。2025年9月，第二支跨黨派代表團出席了國際半導體展（SEMICON Taiwan）。

2026年1月，第三支代表團集合了六個政黨，從義大利力量黨（Forza Italia）、義大利兄弟黨到民主黨，甚至包括曾在2019年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的五星運動黨（Five Star Movement）；代表團會見了台灣外長並參訪新竹科學園區。接著是錢益友於今年9月的訪問，這也是他第五次造訪台灣。賴總統感謝代表團推動義大利近期通過法案，讓台灣藝術品得以在義大利展出而無須擔心應北京要求遭到扣押；錢益友則向賴總統表示：「支持台灣就是支持整個自由世界。」

這些國會代表團皆具備跨黨派性質，每支代表團都有中左翼成員參與——這在冷戰以來「支持台灣多屬保守派專利」的義大利實屬罕見，且這種交流是雙向進行的。2025年10月，台灣外長林佳龍應駐義大利代表蔡允中邀請前往羅馬，為翻修後的台灣駐義代表處揭幕，這是數十年來首次有台灣外長進行此類訪問。數週後，中國外長也預計訪問同一座城市，這是義大利退出一帶一路後中國高層首度訪義。

然而，義大利政界出席台灣代表處揭幕儀式的陣容極為龐大：包含來自執政與野黨的9位參議員與9位眾議員，這種出席率在其他西方國家幾乎難以想像。1990年代的代表團追求的是高速公路合約，而2025年與2026年的代表團則是前往半導體展與科學園區。此前，台灣環球晶圓（Global Wafers）已投資超過3億歐元在諾瓦拉興建晶圓廠，並於2025年10月落成，成為歐洲最大的300毫米晶圓生產基地。

默默增長的實質關係

在政府層級之下，台灣與義大利的雙邊關係正在迅速變得緊密。台灣於2023年在米蘭開設了第二個代表處，由林讚南擔任處長，服務北部工業重鎮；而由蔡允中領導的羅馬代表處則繼續作為政治樞紐。台北市義大利商會（ICCT）於2025年正式成立，由李新穎擔任主席。他曾任台灣駐羅馬代表，當時梅洛尼曾稱他為「大使」。

商會共同創辦人兼副主席為尹容（Giuseppe Izzo），他在長期與病魔搏鬥後於數月前過世。尹容過去將職涯奉獻給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一路升至亞太區公共事務暨台灣區總經理，並曾三度擔任台灣歐洲商會主席；台北於2019年因其特殊功績授予他中華民國國籍，並於2020年頒發外交友誼獎章，同年羅馬亦授予他「義大利之星指揮官勳章」（Commendatore）他先是與青年助理祖柯利合作，隨後獨力推動，在產業層面為台義關係所做的貢獻，絲毫不亞於國會友台小組在政治層面的付出；他協助創立的商會，為他三十五年來一手建立的網絡提供了制度化的平台。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於2023年5月至2025年3月期間針對印太地區進行實況調查，舉行了43場聽證會，其中台灣議題頻繁出現，外交部次長特里波迪（Maria Tripodi）亦在會中公開重申，義大利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企圖」。2024年雙邊貿易額達到53.7億歐元，義大利享有略高於10億歐元的順差。

唯一尚未重啟的是官方的台義經貿合作論壇。該論壇自2022年12月以來截至2026年3月均未再舉辦。特米內訪談的義大利外交官強調，與「不久前的過去」不同，現在「沒有任何政治問題阻礙」該會議，延期純粹是出於行程協調等技術原因。這很有可能是實情，一個跳過兩屆的政府間會議，與同時期倍數增長的國會代表團形成對比，也顯示了這段雙邊關係目前被允許發展的具體場域。

中東歐亞洲研究中心（CEIAS）在一份關於歐台關係的報告中，將義大利歸類為「實用主義者」（pragmatist）——指該國享有實質的經濟互利關係，但對追求公開的政治關係持明顯保留態度。

在有限空間中互動

1970年確立的外交架構依然穩固，並於現在展現出適應力：國會管道不僅實現了跨黨派訪問，還納入了2023年尚未出現的科技合作議題。目前的拉力主要來自華盛頓。2023年，美國將台灣塑造為「理念相近的民主國家」，是義大利採取新姿態的關鍵。不過在第二任川普政府下，台灣的重要性更多透過出口管制、軍售方案與半導體政策來展現，鮮少再作為基於價值承諾的對象，這種情況被稱為「可控的中心性」（managed centrality）。

數十年來，對羅馬與台北而言，「沒有台灣的新聞就是好新聞」。義大利的低調，在過去由西方國家共同鋪陳的整體脈絡中相當合理，因為西方的集體論述代為說出了義大利外交部不便明言的話，但若這些來自其他國家的聲音趨於沉寂，義大利自身所說的每一句話便將受到更密切的檢視。義大利政府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特米內的消息來源指出，義大利曾推動G7針對2025年12月與2026年初中國的軍演發表聲明，但輪值主席國加拿大與法國並未採納。

2026年6月，蔡英文前往科莫湖出席由喬治城大學婦女、和平與安全研究所召開的全球女性領導人峰會。她與前政府官員們同台，並於峰會期間與來自執政黨及反對黨的義大利國會議員、學者、智庫研究員、台灣留學生及企業界進行會談，隨後在夫人宮（Palazzo Madama）獲錢益友與馬蘭會面。林佳龍外交部長當時也在米蘭，是他在八個月內第二次訪問義大利，推動工業與商業連結。

隨後便是副總統蕭美琴的文托泰內島（Ventotene）之行。在這個位於第勒尼安海的小島上，反法西斯主義者史賓納利（Altiero Spinelli）、羅西（Ernesto Rossi）曾在此起草被視為歐盟奠基文件的文托泰內宣言。

蕭美琴在島上舉辦的第二屆文托泰內自由與民主歐洲會議上發表演說，與其同台的包括歐洲議會副議長皮切諾（Pina Picierno）、前義大利外交部次長維爾內帝（Gianni Vernetti）與義大利記者塔利亞（Antonio Talia）。此行由外交部長林佳龍全程陪同，這是他十一個月內第三次訪問義大利。蕭副總統的行程直到代表團降落後才對外公開，召集會議並親自宣布訪問的皮切諾坦白解釋：沒有任何在歐洲之外的人能決定誰可以在歐洲土地上發聲。

北京曾對此向羅馬及歐盟提出嚴正抗議，並稱此舉毫無意義。但會議仍按原定計畫順利進行。這些預防措施並未削弱訪問的意義，反而比任何聲明都更精準表現出：中國的抗議如今能達到的效果已經十分微弱。義大利的官方立場未曾改變分毫，也沒有人預期它會改變；改變的是周遭的一切。同台討論的維爾內帝，曾在2007年以外交部次長身份訪台，當時他被迫以「度假」的名義前往，因為那是唯一的途徑；十九年後，他與中華民國現任副總統同台，共同探討民主國家如何互相保護。

義大利與台灣的互動始終在有限的空間內進行，至今依然如此。這段歷史中登場的義大利人，沒有任何人越界：參議院裡的錢益友與馬蘭、訪問台北的國會代表團、先前的尹容與祖柯利，所有人都在1970年外交架構所許可的界限內運作。改變的是界限之間的互動頻率，以及羅馬如今認為無需為此多做解釋的事實。

整體來看，這一連串事件展現出顯著的連貫性：二十個月內四度國會訪問、外長不到一年內三度走訪、前總統於6月造訪、現任副總統於9月蒞臨，背後還有諾瓦拉的晶圓廠、新成立的商會，以及羅馬與米蘭的代表處。林部長、蔡前總統以及蕭副總統的到訪，標誌著雙邊關注已提升至羅馬與台北過去不曾習慣的高度。總體而言，過去兩年的發展宛如一種徵兆，表明兩國之間的連結已在無需任何官方宣示的情況下，找到了一種理所當然的相處之道。在羅馬與台北之間，雙方的實務互動已經跨越了形式的限制。

本文譯自2026年9月25日英文想想論壇Journeys That Become Missions: Italy and Taiwan after the Belt and Road。王宇彤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