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拍攝紀錄片，這一行做久了，會有一些很奇異的怪癖。

走在街上，別人看風景，我多是看人；別人看到一家麵店，想的是口味好壞，我會想，老闆站了三十年，應該早就結屎面了吧！他那樣的熱情怎麼還在？捷運站前那個臉上1/3佈滿胎記的中年男性，坐在階梯都到幾點？便利商店門口賣肉粽的老婦人最近怎麼沒出現了？再過去一點癱坐在騎樓下，瓦愣紙板寫著車禍無法工作的中年男子，他手機裡深深著迷在追的劇是哪一齣？

什麼都看得見的時代 卻不一定真正看見人

紀錄片工作者，不是沒有在上下班，而是眼睛沒有在下班的。拍了三十年，我才慢慢知道，我真正有興趣的，好像一直都是同一種人：那些沒有被看見的人。

現在其實是一個什麼都看得見的時代，打開手機，天南地北什麼都有。政治人物騎飛輪，看得見；明星去潑油，也看得見；哪一家蛋黃酥要排隊三個小時，也看得見。我們每天接收的大量影像，已經到了吃不消的地步。

可是奇怪的是，我們看到的虛無及醜陋越來越多，真正看見的人，卻不一定越來越多。也是啦！看到跟看見是不一樣的。看到只需要一秒鐘；看見卻需要時間。看到捷運前那個胎記男很容易，看見他的人生路跡很難；看到一個女人簽字離婚很容易，看見她在先生出獄之後，花了多少年才有勇氣重新開始，很難。

所以紀錄片是一種很慢的東西，慢到有時候，我都覺得它跟這個時代有點格格不入，現在大家不都三秒鐘就想知道答案嗎；拍攝紀錄片時卻可能花了三十分鐘，只為了等一個人把一段話說完。

有時候還等不到，那就繼續等吧！

我在花蓮拍攝一群踢足球的原住民少年時，我以為自己在拍的是足球，後來才發現，我拍到的是一群正在長大的孩子。輸球哭、贏球笑；會害怕，逞強也裝的很像。他們首先是一群正在學習成為自己的孩子，然後才是足球小將。

電影的首映會在台北西門町的戲院。那一天，整個花蓮足球隊的少年及教練、家長都搭著遊覽車，風塵僕僕地從花蓮一路殺到台北。很多孩子是他們第一次到西門町，那天大概感覺像畢業旅行或出國，只是他們沒有出國，他們是來看自己的電影。

電影放映結束，戲院裡突然湧出一群女高中生觀眾衝過來找這群足球小將簽名。我站在旁邊看，很可愛，然後開始焦慮，因為發現，這群孩子雖然認真地在紙上寫自己的名字，但歪歪扭扭，寫的字比處方箋更難辨認。

我怎麼沒有提醒這群小明星先練習簽名呢？這比練足球還重要啊！

我們預算不夠，三、四十個孩子和陪伴的師長，不可能全部留在台北住一晚，天還沒黑，他們就得搭著原班遊覽車回花蓮。在西門町的六號出口，大家準備上車，這時候教練叫我上去跟孩子們講幾句話。我拿起麥克風：剛剛電影院裡面的觀眾這麼喜歡你們，並不是因為你們長得帥。孩子們：「耶——！」不懂這句話有什麼好「耶」的，但他們就是開心。

可能青春就是這樣。

我繼續說：她們喜歡你們，是因為她們在電影裡面看到你們為了自己的夢想，如此奮力地去拚。「耶——！」聲音更大了。我說：如果你們希望以後還有人喜歡你們、支持你們，那你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繼續踢足球。「耶——！」比前面兩次都大聲。

我下了遊覽車，站在西門町六號出口，看著車子慢慢離開，孩子們在車窗裡對我用力揮手。然後，我一個人站在街口突然很難過，因為我自己知道：我剛剛騙了他們。

我心裡非常清楚，台灣根本沒有一個好的足球環境，繼續踢足球，然後呢？大學在哪裡？未來的工作呢？我不知道、教練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

電影裡的足球少年  真的繼續踢下去了

那一天之後，這件事情在我心裡待了很久很久，久到有時候午夜夢迴時，我還會想到那個畫面。西門町、六號出口、遊覽車、用力揮手……。

有一年，世界盃足球賽會外賽在台北舉行，我跑去看。那一天是台灣隊對上泰國隊，滿場都是泰國觀眾，台灣觀眾少得可憐。我猜想，這些泰國球迷應該很多是來台灣工作的移工幫自己的母國加油吧，明明是在台灣的比賽，整場卻好像是泰國的主場。

我們輸了，零比二。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上，心情卻很平靜。一場足球比賽包括守門員需要十一個球員，而那一天，代表台灣出賽的國腳裡，有四位，是當年電影裡的足球少年，他們真的繼續踢下去了，我回家的步伐更輕盈了。

我傳訊息給他們：你們沒有輸。

我們的人生都沒有輸，其實這句話是我說給自己聽的，因為在西門町的六號出口，在那台遊覽車上，我一直認為自己撒了大謊。多年以後，我才發現我們其實是給了自己艱困的承諾，而且他們真的走到了這裡。

這是我後來拍攝紀錄片，很重要的一個體會，我們常常以為，拍電影就是把一個故事拍完，其實不是，有些故事，電影結束以後才真正開始。

我終於可以放下那個在午夜夢迴裡站在西門町街口的自己。

紀錄片導演的工作其實很奇怪，他們不是負責把最重要的人拍得更重要，常常反而是把攝影機轉向大家沒有看到的地方、不起眼的角落、沒有新聞價值的一群少年，然後陪他久一點，再久一點。

因為這些事情加總起來，就是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