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圍繞國防工業基礎、新興科技與地緣政治競爭的戰略角力進一步升高，並對國際秩序產生深遠影響。本月國際智庫的研究重點涵蓋美國國防工業基礎轉向「戰時狀態」的進展與限制、先進人工智慧對網路安全與治理制度的衝擊、莫斯科視角下「動盪軸心」的未來走向、量子科技競爭中的盟國協調，以及大國競爭下東南亞戰略供應鏈的政策抉擇。

面對地緣政治衝突加劇、威權國家深化協力、關鍵技術快速擴散，西方民主國家及其盟友已開始全面調整傳統上以平時需求為基礎的預算、法規與產業政策，以因應新的安全環境。各國正加速改革國防採購、擴充工業產能、強化技術監管，並深化盟國合作，以鞏固長期戰略威懾、科技優勢與經濟韌性。

例如，美國正透過擴大國防採購、導入商業創新，以及重建稀土與關鍵礦物供應鏈，強化國防工業基礎。然而，關鍵彈藥庫存不足、產能擴張有限及製造前置時間過長，仍是國防工業轉向戰時狀態的主要障礙。在科技領域，最先進的人工智慧模型已能迅速發現軟體漏洞，並執行複雜的網路攻擊，迫使防禦方採取更主動且高度自動化的資安防禦模式。

在地緣政治層面，克里姆林宮將俄羅斯、中國、伊朗與北韓之間的「動盪軸心」，視為一個靈活、非正式且講求實際利益的合作網絡，藉此分散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資源。量子科技競爭則呈現高度相互依賴的格局：美國在量子運算平台上占有優勢，中國在量子通訊部署方面領先，但多項關鍵硬體與精密設備的生產能力仍集中於歐洲與日本等盟國。與此同時，東南亞作為連結中美經濟體系的「連接器」，日益受到關稅、出口管制與供應鏈調整的衝擊，亟需採取更具紀律的產業政策，並強化區域協調。

國防工業的「戰時狀態」轉型

美國國防部自2025年底提出將國防工業基礎推向「戰時狀態」（Wartime Footing）以來，已在國防採購、企業參與及關鍵供應鏈投資方面取得明顯進展。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工業基礎是否已進入戰時狀態？進展報告》（Is the Industrial Base on a Wartime Footing? A Progress Report）指出，過去兩年間約有一萬家新企業進入美國國防市場，2025財政年度承諾提供給非傳統國防企業的合約金額已超過1200億美元。

自2010年度以來，美國彈藥合約承諾金額增加了330%。國防部也開始調整彈藥組合，推動兼顧高性能武器與低成本大量生產裝備的「高低搭配」（High-Low Mix）。根據報告估計，低成本彈藥在整體需求中的比重，預計將由2027年度的49%上升至2031年度的70%。

在供應鏈底層，美國政府對稀土計畫的非股權投資增加了321%，總額達76億美元，並推動包括「Project Vault」在內、規模達120億美元的公私協力計畫，以建立關鍵礦物戰略儲備。美國對外軍售（Foreign Military Sales, FMS）規模在2015至2025財政年度間亦增加了347%，顯示盟國需求與跨國國防產業合作的重要性持續上升。

然而，報告也指出，美國距離具備可持續的戰時工業能力仍有明顯差距。伊朗戰事大量消耗Patriot、SM-6與THAAD等關鍵攔截飛彈庫存，而重要彈藥的製造前置時間仍長達25至51個月。雖然2027年度國防預算需求達1.5兆美元，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的4.6%，已展現向戰時體制靠攏的政策方向，但若要促使企業持續投資產能，仍需提供明確且長期的採購需求訊號，並深化與盟國之間的工業整合。

先進AI的風險與防禦

在數位戰場上，先進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也帶來日益嚴峻的網路安全風險。CSIS在《讓人工智慧為網路防禦者服務：強化美國網路安全的戰略》（Making AI Work for Cyber Defenders: A Strategy for Strengthening U.S. Cybersecurity）中指出，Anthropic的Mythos與OpenAI的GPT-5.5等先進模型，展現出以機器速度發現未知軟體漏洞，並執行端到端複雜網路入侵的能力。報告評估，中國可能已具備類似能力，或將在一年內達到相近水準。

在攻擊者能夠利用人工智慧大幅壓縮偵察、滲透與利用漏洞所需時間的情況下，傳統依賴人工判斷與逐步處理的防禦模式已難以有效因應。報告主張，網路防禦者必須轉向更主動的安全姿態，將人工智慧深度整合至持續監控、漏洞掃描、威脅辨識與自動化修補流程。

報告提出三項主要建議：第一，建立先進模型的強制性發布前審查制度。對於訓練過程使用超大規模運算資源的先進模型，政府應在公開發布前進行為期30天的安全評估，重點檢視模型是否具備發動網路攻擊、協助發展生物或核武器，以及逃避人類控制等高風險能力。

第二，將模型發布後的安全評估制度化。報告建議設立新的聯邦資助研發中心（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FRDC），在保護企業商業機密的前提下，取得必要的模型資料，持續追蹤其能力與風險，並進行獨立分析。

第三，建立全國性的資安風險通報與支援機制。此一機制可由美國網路安全暨基礎設施安全局（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CISA）與FFRDC共同管理，並由國會編列經費，優先協助開源軟體、中小企業及地方公用事業等資安資源較為不足的部門提升防禦能力。

「動盪軸心」的戰略邏輯

除了單一戰場與個別技術領域的挑戰外，威權國家間日益深化的戰略協調，也對美國及其盟友形成更具系統性的壓力。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在《預測動盪軸心的未來：莫斯科的視角》（Forecasting the Future of the Axis of Upheaval: View from Moscow）中分析，克里姆林宮將俄羅斯、中國、伊朗與北韓之間的「動盪軸心」（Axis of Upheaval）視為一個高度靈活且具有機會主義特徵的合作網絡。

這一網絡的核心目的並非建立具有共同防禦義務的正式軍事同盟，而是透過不同地區的同步施壓，削弱美國的整體戰略能力、規避西方制裁，並迫使美國及其盟友分散軍事與外交資源。各成員國之間不必對所有議題形成一致立場，而是可以依據個別需求，透過武器、能源、技術、情報與外交支持進行務實合作。

在美國「史詩怒火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期間，俄羅斯向伊朗提供關鍵作戰情報、衛星影像、目標數據及升級版無人機技術，包括Geran／Shahed遠距自殺無人機系統的實戰改良。同時，莫斯科也謹慎控制介入程度，以避免直接與美國發生軍事衝突。此一案例顯示，動盪軸心的合作模式具有高度彈性，可以在不形成正式聯盟承諾的情況下，實質提升成員國對抗西方壓力的能力。

報告也預測，即使烏克蘭戰爭結束，俄羅斯仍可能長期倚重此一合作網絡，以取得軍事重建所需的裝備、技術與經濟支持。若未來台海或朝鮮半島爆發危機，俄羅斯提供支援的程度，將取決於烏克蘭戰爭的最終結果、俄軍重建速度、莫斯科在歐洲方向的戰略優先順序，以及合作夥伴的具體需求。北京是否希望控制危機升級程度，也將是影響俄羅斯介入方式的重要因素。

量子科技的多極化競爭

在先進科技競爭方面，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量子革命：盟國政策制定者指南》（The Quantum Revolution: A Guide for Allied Policymakers）針對量子運算（Quantum Computing, QC）、量子感測（Quantum Sensing, QS）及量子通訊（Quantum Communications, QComm）三大領域，提出整體戰略評估。

報告指出，具備容錯能力的通用量子運算雖可能仍需數年才能實現，但「量子體積」（Quantum Volume）自2018年來以極快速度成長，而破解RSA-2048加密所需的運算資源估計也持續下降。在此背景下，各國必須加速推動後量子密碼遷移，以防範「先收集、後解密」（Harvest Now, Decrypt Later）的安全風險。美國政府目前以2035年完成遷移為目標，估計所需成本約為70億美元。

全球量子科技競爭正呈現多極化格局。美國在量子運算平台、軟體及雲端生態系統方面占有優勢；中國在長距離陸基與衛星量子通訊的部署上領先；量子感測技術則大致由美國、歐洲與中國共同競爭。

然而，量子科技供應鏈具有高度專業化與脆弱性。稀釋製冷機、專用雷射、單光子探測器及低溫電子元件等關鍵設備的製造能力高度集中於歐洲、日本及其他盟國。這意味著，即使美國在部分量子平台上具有領先地位，也無法獨立掌握完整的量子技術堆疊。

報告同時指出，演算法問題仍是限制量子運算實際應用的核心瓶頸。硬體能力提升並不必然等同於商業或軍事價值，是否能夠發展出具有明確用途的量子演算法，將決定量子運算能否轉化為實質優勢。因此，美國應與盟國建立高度協調的供應鏈、科研與人才網絡，而非追求成本高昂且不切實際的全面本土自給。

東南亞戰略供應鏈的抉擇

在美中地緣政治競爭、經濟脫鉤與保護主義升高的背景下，位於兩大經濟體系之間的國家正面臨更為複雜的戰略選擇。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夾在大國之間：東南亞的戰略供應鏈困境》（Between the Superpowers: Southeast Asia's Strategic Supply Chain Dilemma）一文，分析東南亞作為「連接器」（Connector）經濟體，在半導體、關鍵礦物、太陽能光電，以及電動汽車與電池四項戰略供應鏈中的機會與風險。

戰略供應鏈目前已占東南亞出口總額的20%以上，並吸引超過一半的新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部分跨國企業為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將製造與組裝活動轉移至東南亞，使該地區成為連結中國供應鏈與西方市場的重要節點。隨著美中雙方加徵關稅、擴大出口管制，並透過美國《貿易法》第301條及第232條展開國家安全調查，東南亞的連接器角色也可能由經濟優勢轉變為戰略脆弱點。若投資主要建立在規避關稅、轉口或依賴單一外部供應商的基礎上，相關產業將容易受到政策變化與地緣政治衝擊。

報告因此建議，東協（ASEAN）國家在推動產業政策時，必須依據既有比較優勢、技術能力、投資來源及區域市場潛力，進行嚴格的優先順序篩選。第一，半導體應列為最優先發展領域。東南亞占全球晶片出口的28%，並在封裝、測試與組裝，以及半導體設備製造方面具備明顯比較優勢。相關投資來源也較為多元，主要包括美國、歐洲、日本與南韓。東協國家應透過區域協調避免補貼競爭與重複投資，並深化區域內部貿易與產業分工。

第二，電動汽車與電池可列為次優先領域。東南亞區域內的電動車消費快速成長，但出口能力仍然有限，且產業高度依賴中國零組件與技術。報告建議，各國可在既有關稅豁免到期後，暫時保留適度的進口關稅，為本地產業提供成長空間；同時，應推動區域價值鏈整合，以建立足以支撐產業發展的市場規模。

第三，太陽能光電與關鍵礦物領域則應保持審慎。東南亞太陽能產業高度依賴中國資本、技術與中間投入品，並因美國高額反傾銷與反補貼關稅而受到嚴重衝擊。在出口前景不明的情況下，各國不宜再投入大規模財政補貼。

在關鍵礦物方面，印尼等國的鎳礦加工雖吸引大量外國投資，但當地附加價值仍然有限，並伴隨嚴重的環境與社會成本。政策重點應由提供補貼轉向建立區域共同的環境、社會及治理（ESG）最低標準，提升產業透明度、在地利益與長期永續性。

綜合本月國際智庫的觀察，國防工業、人工智慧、量子科技與戰略供應鏈都已成為大國競爭中彼此連動的政策領域。各國能否將國防需求轉化為穩定的工業產能，並同步建立技術安全規範與盟國分工機制，將直接影響其因應危機、維持科技優勢與保障經濟安全的能力。

對東南亞等中間經濟體而言，產業政策的重點不應是全面補貼，而是依據既有產業基礎、投資來源與區域市場條件，集中資源發展具備實際優勢的領域。未來競爭的關鍵，將不只是單一技術或產業的領先，而是各國能否有效結合國防產能、技術治理、盟國合作與區域產業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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