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數萬人參與的「無殼蝸牛運動」，為解嚴後最具代表性的社會運動之一。然三十多年後，伴隨民主化進程與政黨輪替，居住的不可負擔為何更甚以往？

解嚴前，威權體制基於穩定考量，鼓勵儲蓄購屋以綁定勞動與社會秩序。弔詭的是，民主化後的住宅政策路徑卻未曾改變：政府角色仍是鎖定支持購屋，無論「興建國宅」、「合宜住宅」或「擴大貸款」，形式雖異，皆不過是住宅商品化邏輯的不同包裝。長期以來，台灣的住宅政策，本質上就是房地產政策。

這種政策路徑依賴，根源在於台灣特殊的房產社會結構。若將社會濃縮為百戶：一屋者約六十戶，是絕對大宗；多屋者約十戶，卻掌握強大政經影響力；無房者約三十戶，涵蓋已然放棄購屋的弱勢與憤怒的無殼蝸牛。

上述持有結構同時也是選票結構。任何住宅政策只要連動房價，多屋者必然反彈，一屋者也因「資產縮水」的恐懼被裹挾至反對方。政黨基於精算選票，陷入「不能漲又不能跌」的政策困局——推社會住宅、發租金補貼以舒緩無屋者的壓力；放寬信用、補貼利息來滿足購屋者與支撐市場。真正觸及房價可負擔的土地、稅制與金融改革，動輒得咎，無論藍綠皆敬而遠之。

比選票邏輯更深層的，是台灣社會長期建構的房產意識形態霸權。戰後嬰兒潮世代在經濟增長與相對合理房價的歷史視窗中入場，形成「買房保值、只漲不跌」的集體信仰，並將其作為理所當然的生命敘事向下傳遞。「居住權」由此長期讓位於「財產權」，使用價值被交換價值遮蔽。

然而，這份信仰的代價由後世代承擔。青年世代面對的是薪資遠跟不上房價飛漲，須以超乎負擔能力的代價入場，確保父輩世代都更增值、以房養老的利益得以實現。連帶地，「家戶財富代間移轉」正取代個人努力，成為能否擁屋的關鍵變數，階級固化由此加劇。

支撐這套模式的結構性條件，正在悄然崩解。高齡少子化與家戶型態多元化，使住宅資本積累模式面臨歷史拐點。高齡世代面臨餘生居住的務實抉擇，青年世代買不起，轉而追求穩定居住，「擁屋」作為唯一居住模式的價值開始鬆動。

這或許正是民主體制遲來的機會之窗。居住改革若要重獲政治正當性，需要的是新的社會價值——購屋不是安居的唯一可能，民眾當有租、購乃至其他形式的多元選擇。民主的價值，在於公民社會能干預市場與國家的不足，民眾安居之路仍待各方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