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2025年5月核三廠二號反應爐為期40年的運轉執照到期、停機以來，已開啟逾300多日的非核時代。然而，在能源系統面對著淨零轉型、產業用電需求成長、地緣政治風險升高等多重挑戰下，台灣社會對於核能在其中應當扮演何種角色的討論，從在野黨所提出的核三重啟公投，到近期政府宣布台電將向核安會提出核二與核三再運轉計畫，都未曾因此停歇。

尤其，近期美以伊戰爭的升溫和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近乎封鎖的狀態，揭示了台灣儘管過去數年已透過能源轉型略為降低進口能源依存度，但仍過度仰賴進口油氣的結構性問題。要如何一面提升台灣能源系統面對國際政經局勢及極端氣候的韌性，一面穩定滿足國內民生以及AI、半導體等產業發展用電需求，乃政府推動「能源轉型2.0」的關鍵課題。

本文認為，要建立這樣的韌性和穩定性，並非以尋求替代氣源、分散進口來源，或是期待已屆齡除役的老舊核電機組復辟救急便能達成。在有限的資源和時間的壓力下，如何精準地將資源投注於具經濟效益、商業可行、有益於抵禦外部因素干擾、對環境影響最小的解方，使其於最短的時間內發揮最大的效益，是決策者和台灣社會在此刻關鍵轉型節點上的集體責任。

「核安、核廢、共識」三大原則需釐清

思考核能在台灣未來能源系統中的潛在角色時，首先必須釐清政府「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等核能三原則的具體意涵及當前進展為何。

檢視老舊核電機組是否能夠達成「核安無虞」的條件，便是當前眾所熱議的各項程序之核心宗旨：2025年在野黨於立法院通過《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核管法）修法，鬆綁核電延役門檻與運轉年限後，經濟部與台電啟動「核電廠現況評估」程序，於11月判定核二、核三具再運轉可行性。後續啟動「自主安全檢查」，並將提送核二、核三「再運轉計畫」至核能安全委員會（核安會）審查。

其中，「再運轉計畫」內容僅涵蓋廠址與機組現況、人力配置與訓練規劃、設施維護與檢查規劃、品質查證及稽查計畫等基本資訊。據核管法子法《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規範，後續仍須就老化評估與老化管理、時限老化分析、輻射相關議題查核評估、耐震安全評估等「六大報告」報請核安會審核。

針對核三廠的自主安全檢查，經濟部稱預計可於1.5至2年內完成，而核二則需待反應爐內的用過核燃料移至室外乾貯設施後方可進行安檢，期程較長。完成安檢與相關審查後，亦須進行一系列的設備更新、補強、強化等，其中時間與資金成本也是決策過程中必須考量的要素。

然而，老舊機組無可避免的是所謂「浴缸曲線」（Bathtub Curve）的設備故障頻率：意即，反應爐啟用初期因設施較新、操作經驗不足等因素故障率較高，而後隨著經驗的累積而下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又會進入磨損高峰期，因設備老化、零組件疲勞等原因，故障率再次上升。而核三不僅過去曾發生多起異常、火警、失水、全黑事件等不同種類的事故與違規紀錄，甚至緊鄰恆春斷層，即便耐震值補強也難以確保在地震發生時能維持系統安全、「核安無虞」。

至於「核廢有解」的前提，係指已有明確、可行且具社會同意的「最終處置方案」；將問題暫緩約40年的中期乾式貯存並非解方。目前全球僅有芬蘭在歷經40餘年的科學調查與社會對話，以及20餘年的建造工程後，才有一座已進入試運轉階段的高階核廢最終處置場，但監管單位芬蘭輻射與核安全局（STUK）因處置場運轉執照審查過程複雜且無前例可循，已三度展延其審查時程。美國、日本等核能大國也都尚未尋得最終處置場的具體場址，台灣則尚無高階核廢料處置與選址的法源依據，要達成「有解」的條件仍是一項浩大的技術與社會工程。

而重啟核電廠的「社會共識」，需立基於核安與核廢等不同面向的完整資訊與充分討論才有機會形成。近期民調顯示，儘管有約六成的民眾認為核能應該增加、近七成支持台灣發展核電，但認為核電危險或非常危險的民眾，以及不能接受自身居住村里有核電者，也都突破六成。更值得注意的是，僅有四分之一的民眾對核電在全台發電量佔比的認知為正確，顯見核能議題不僅仍具高度對立性，相關公共討論的資訊完整性與準確度亦亟需提升。

在當前如此對立而缺乏資訊誠信的情況下，不論是因票數未達門檻而遭否決的核三重啟公投，或是核安會規劃將在審查過程中、後期於恆春舉辦兩場地方說明會，皆無法構成社會共識。

易成地緣衝突攻擊目標  核電非能源韌性解方

賴清德總統近期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地緣政治的變化，台灣的電力建置除了量要足、要低碳以外，還要有能源韌性」。我們認為，倘若以「能源韌性」作為考慮核二、核三重啟的理由，恐讓大眾誤解能源轉型、氣候危機下的「韌性」意義。

從能源轉型的角度來看，韌性指的並不是「更多的發電量」，而是面對極端事件時，電力系統維持運作與迅速恢復服務的能力。不論是面對氣候危機或是地緣政治衝突，核電都不具備台灣亟需的能源韌性，甚至可能在衝突或災害來臨時，成為整個系統中充滿不確定的不定時炸彈。

烏克蘭戰爭的案例清楚顯示，核電廠在戰爭期間不僅無法增加能源韌性，更極有可能成為敵方重點攻擊的目標，造成潛在的大規模核災風險，而且此種風險甚至可能是入侵方刻意操作的「核勒索」（nuclear blackmail）。俄國環境運動者Vladimir Slivyak便曾強調，俄軍對札波羅熱核電廠之佔領與後續軍事化、武器化等行動，顛覆「交戰雙方不會攻擊核電廠」的傳統假設，且其目的不是阻止發電，而是製造「潛在核災」的不確定性，嚇阻他國介入戰爭。

前述風險並非庸人自擾，實際上俄軍也在開戰初期便佔領車諾比核電廠，並在禁區內挖掘戰壕、移動重型軍事設備，擾動表層土壤，導致背景輻射值上升。烏克蘭操作人員更被挾持為人質，在武裝看守下被迫無輪班地工作，俄軍甚至在廠區附近設立了指揮所與彈藥庫。

俄烏戰爭開戰至今，札波羅熱核電廠更持續被俄方「武器化」，不僅常態性地暴露在砲擊、爆炸、無人機威脅之下，被俄軍佔領且作為軍事用途使用，其外部電源與冷卻水的供給也曾多次在衝突中中斷，導致高達十次的全廠停電，引發潛在的爐心融解風險。這些事件在在顯示：核電廠的設計無法因應戰爭情境，核電廠高度仰賴外部電力與冷卻系統，不需直接攻擊電廠本體，僅需切斷外部供電、破壞冷卻系統便可使核電廠陷入險境、製造核災風險、嚇阻其他國家介入。

近期中東爆發美以伊戰爭，美國總統川普公開表示伊朗若不盡速開放荷姆茲海峽，美國將會「打擊並摧毀伊朗各個發電廠，先從最大者開始」，而伊朗最大的發電廠恰恰是其唯一一座核電廠「布什爾（Bushehr）核電廠」。布什爾核電廠也確實在今年三月接連遭到美國與以色列的炮火攻擊。作為報復，伊朗同樣揚言將打擊以色列、美國及其盟友在中東的能源設施，其點名清單上也包含阿拉伯聯合大公的巴拉卡核電廠（Barakah nuclear power plant）。這些案例都清楚表明，核電廠在戰爭期間不僅無法保證穩定的電力來源，更可能成為敵方鎖定攻擊、威脅破壞的高價值戰略目標，徒增整體能源系統與國家安全的風險。

因此長遠來看，在地緣政治衝突日益頻繁的情況下，考慮到台灣海峽的高度緊張情勢，重啟已經停機並進入除役階段的核二、核三廠，對台灣能源系統的韌性不僅無杯水之益，更可能是飲鴆止渴。

就如同俄烏戰爭向我們揭示核電廠在戰火中的高度風險，當前中東戰局也凸顯天然氣供給在地緣政治衝突下的脆弱性，此時，關於能源供給因應對策的討論如果仍深陷「尋找替代氣源」或「重啟核電廠」，不論何者都緩不應急，甚至可能進一步將台灣鎖進更大的風險之中。況且，重啟核電廠的安檢、設備更新與強化、購買燃料棒等前置作業皆需高昂的時間與資金成本，核電廠本身也受限於技術性質和經濟考量而無法彈性調度，並非作為「緊急備用」的務實選項。

因此我們認為，不論是因應未來電力成長的供電韌性、潛在衝突情境下的國家安全、能源韌性，或是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所需的能源系統低碳轉型，真正能提升台灣整體韌性，且在短期內便可付諸實踐的解方，終究還是加速分散式再生能源發展，搭配強化電網、儲能、深度節能、建置區域微電網等作法。

AI時代應效法國際先進能效管理

此次提到核電重啟議題時，政府特別強調因考慮人工智慧發展所帶動的用電需求，整體審慎評估能源政策方向。 事實上，若將核電視為AI所需，既不符合台灣AI發展狀況，也不符合國際AI能源管理趨勢。

依據國科會分析，預計至2029年全台AI算力中心，包括政府和民間合計規模約達450MW，僅占該年度全台夜尖峰負載的1%左右。就算再將時間軸展延至2035年，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對全球AI用電量成長幅度的推估來換算，全台AI算力中心屆時用電量約為全台用電量的1.5%左右，並非無法因應。

再者，雖見國際科技巨頭簽署了大型能源用戶承諾，支持核能發展 ，但若檢視其真實的投資金流，他們在再生能源的佈局遠勝於核能。以Meta為例，雖然宣稱預計至2035年取得 6.6GW的核能（包含舊廠延役與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但其目前已簽署的再生能源與儲能購電協議（PPA）已高達29GW。同樣地，Google與Amazon（AWS）歷年累計採購的再生能源也分別超過22GW與34GW。在這些企業的整體減碳路徑中，核能實質上僅是微小的配角，而非撐起AI算力的主力。國際能源總署也估計，2035年全球資料中心用電需求中，僅有不到20%來自核電，有半數以上會來自於再生能源。

面對資料中心的擴張，我們不應走回頭路尋求核電，而應效法國際間的先進管制措施 。如同樣堅守非核家園目標的德國，在其《能源效率法案》嚴格規定，2026年後啟用的資料中心，能源使用效率（PUE）必須小於或等於1.2，比目前效率高出20%以上，且明訂廢熱回收比例 。更關鍵的是，德國要求資料中心在2027年起必須100%使用再生能源 。

反觀台灣，目前對於超大型資料中心的能源使用效率要求僅設定在≤ 1.3，並未規定使用再生能源比例，顯見目前的能源管理仍有極大精進空間。我們應趁AI產業佈局的契機，分階段要求資料中心達成100%使用綠電。資料中心業者有能力承擔較高的電力價格，政府應引導其成為離岸風電或地熱等再生能源的穩定買家，藉此帶動國內再生能源的建置規模 。此外，根據英國氣候非營利組織TransitionZero發布的報告，透過優先推動太陽光電、陸域風力及地熱，在非核條件下，台灣仍可在2030年達成全國前5%用電大戶使用80%的全時無碳電力，用電成本將比台電電費還便宜。

從上述趨勢可知，若對滿足AI用電感到焦慮，更應該加速能源轉型，而非走回核電重啟的老路。

正視核電排擠效應  勿錯失擴大再生能源契機

在重啟核電議題引發眾多討論後，總統府與行政院均強調推動「能源轉型2.0」決心不變，經濟部次長則強調台灣未來的能源系統是「綠電為主、核氣為輔」。但國際知名能源轉型學者Benjamin Sovacool在去年反對台灣核三重啟公投的聲援信中，便援引他針對全球123國過去25年的電力結構與碳排研究，指出核能與再生能源的規模呈現負相關，顯示兩者在有限資源下的排擠效應，且大量投入核能技術的國家更是不如投入再生能源者換得顯著的碳排放下降。註

我們也注意到，在此次因應美以伊戰爭衝擊的相關政策討論與政治攻防中，各方對於核能議題的關注與議論，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錯失了探討如何加速推動再生能源以降低對進口能源依存度的契機，未見如英國政府擴大國內再生能源投資，以降低未來受地緣政治衝擊程度的討論。

在此呼籲決策者們，面臨這波被IEA喻為全球史上最嚴重能源危機的當務之急，應掌握傳統能源價格飆漲與供給受阻時機，推出可克服推動光電與風力瓶頸的策略，並加速深度節能政策。這才是因應當下危機，化解未來十年AI用電焦慮，以及履行2050淨零目標的無悔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