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慧快速迭代發展與地緣政治局勢影響下，無人載具（Unmanned Vehicles）正從單一技術應用，轉變為國家戰略與新興產業發展的核心。無人載具涵蓋空域、海域與地面系統，包括無人機（UAV）、無人船／水下載具（USV/UUV）與無人地面載具（UGV），並逐步整合人工智慧（AI）、自主決策與群體協作（群控）能力，形成新一代智慧化防禦與產業應用的生態體系。

全球趨勢：無人載具已成國家級戰略產業

在全球勞動力短缺、AI技術發展與各國國防支出增加等多元因素驅動下，近年美國、歐洲與亞太主要國家，均將無人載具納入國防與產業政策核心。以美國為例，「複製者計畫（Replicator）」強調以低成本、大量生產的無人系統取代高價武器，顛覆傳統軍備思維；歐洲透過軍事規劃法與國防創新機制，將AI與無人系統整合納入中長期投資；日本與澳洲則從人口結構與區域安全出發，加速無人化科技的部署。

這些政策背後反映三項重要改變：首先，無人載具從「高價裝備」轉向「低成本、消耗性系統」；其次，國防供應鏈加速去風險化，朝「非紅（non-red）供應鏈」發展；第三，產業競爭從硬體的性能，轉向AI、軟體與系統的整合能力。

在此趨勢下，中國產品正逐漸退出歐美市場。去年（2025）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發佈的認證管制措施，以及美國國防部（DoD）透過國防授權法案（NDAA）所設下的採購條款，正系統性地將具資安疑慮的中製無人機，屏除於美國聯邦政府與轄下相關採購體系之外，進一步促使中製無人機退出美國市場，此一趨勢亦延伸至歐日等先進國家，顯示產業競爭的趨勢已轉向結合技術與地緣政治。

再者，無人載具一方面是國防安全與韌性社會的關鍵工具，另方面也是物流、巡檢、測繪、農業、救災等新型態服務的基礎載體。透過大量結合AI、通訊、控制、感測與動力模組，無人載具已轉向為高度系統整合與應用服務的複合型產業。

以快速發展的無人機來看，歐美國家的發展優勢主要集中於高附加價值的飛控系統演算法、AI影像辨識與數據分析、無人機交通管理系統等軟體與系統平台層面，以及針對精密農業、離岸風電巡檢、管線探勘等終端場域的應用服務解決方案。

然而，歐美過去數十年的產業發展下，硬體端已漸處弱勢，使其在整機系統與零組件的硬體供應層面較為薄弱。由於缺乏具成本競爭力的整機量產能力與零組件生態系，歐美國家雖在軟體架構具領導地位，也難以完整自建無人機硬體供應鏈，使得尋求國際產業結盟成為歐美大廠填補市場缺口、完成方案落地的潛在解方。

在此國際競爭態勢與供應鏈重組之契機下，台灣的戰略地位顯得格外重要。台灣擁有全球最密集的資通訊電子產業聚落與精密機械加工技術，因此在系統整合、邊緣AI硬體、電路板設計與零組件精密製造上居技術領先地位。歐美著重系統軟體、應用層面與基礎建設，而台灣專精於高階硬體製造、關鍵零組件供應與次系統整合，雙方在技術研發與供應鏈節點上形成高度互補。這不僅是台灣產業擺脫過去單一代工模式、以關鍵技術夥伴身分切入國際高階市場的絕佳缺口，更是這片無人載具新藍海中具潛力的戰略合作模式。

台灣現況：供應鏈優勢下的關鍵缺口

在前述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背景下，台灣無人載具產業已展現初步成果。以無人機為例，2025年出口金額相較2024年成長逾21倍，出口無人機台數達13萬台，主要市場集中於東歐（捷克、波蘭）與美國，顯示台灣已切入國際需求快速成長的區域。其次，從無人機的產業結構來看，目前國內已建立涵蓋通訊模組、動力模組、飛控／地面導控模組、感測與酬載模組，以及整機製造的產業鏈（圖2），並有超過260家廠商參與由經濟部推動成立的「無人機海外商機聯盟」（TEDIBOA），積極爭取海外訂單。結合我國半導體、電子與精密機械優勢，台灣在客製化與快速整合能力上具備相當國際競爭力。

然而，目前台灣相關產業發展仍有幾項待克服的結構性問題。首先，關鍵零組件自主性不足。飛控晶片、通訊晶片與衛星定位模組仍高度仰賴進口，在供應韌性與國防應用上仍有所限制。其次，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資源分散，難以形成具國際影響力的規模化系統整合商。第三，軟體與平台能力相對薄弱，特別在飛控軟體與地面導控軟體，尚未建立具主導性的控制架構與應用生態。

此外，在海事與地面無人載具領域，台灣雖具備原型開發與組裝能力，但目前應用仍以軍事需求為主（軍方提出1350艘無人船採購規劃），商業市場尚未形成規模。在共通項目上，國內普遍缺乏完整法規、測試場域與驗證機制，導致產業擴展受限，且尚未建立有效市場誘因。

整體來說，目前國內多數企業仍停留在「供應鏈參與者」或「硬體製造商」，尚未轉型為「系統與平台應用解決方案的提供者」。

轉型關鍵：從硬體製造走向AI與系統平台整合

面對全球產業典範轉移，若將無人載具視為單一科技補助項目，很可能讓產業停留在傳統供應鏈的角色；但若將無人載具視為串連AI、通訊、半導體、機械、國防與公共服務的「平台型產業」，對產業發展的視角就會完全不同。具體建議如下：

一、建立市場需求，先以公務與公共應用帶動成長

從國際經驗來看，許多關鍵技術的早期擴散都來自公共投資，而不單靠民間市場。台灣可優先在巡檢、港務、農業、災防、偏鄉醫療與公共安全等場域建立示範需求，讓產業有穩定試用與優化環境。這不僅能帶動內需，也能讓產品更快進入可出口狀態。

同時，在法規面上，應參考國際趨勢同步推動法規鬆綁，如美國FAA鬆綁視距外飛行（Beyond Visual Line of Sight, BVLOS）法規，從「原則禁止」轉為「原則開放」，透過自動偵測避障技術，讓視距外飛行任務納入許可，擴大產業應用服務範疇。另可建立空域與海域的測試場域專區，完善產品驗證與認證機制，使業者能在國內完成測試、驗證與商轉，降低進入門檻並縮短產品開發與導入週期。

二、聚焦系統整合能力，由硬體轉向軟體與平台主導

無人載具的主要價值來自資料蒐集與分析能力，針對不同產業與不同場域，對資料處理與AI分析需求的差異甚大。例如基礎設施巡檢需進行影像缺陷辨識，農業應用需分析作物健康與生長狀態，而倉儲盤點則需進行貨架辨識與庫存資料整合。因此，無人載具的AI系統通常需依據特定應用場景進行模型訓練與演算法優化，難以僅依靠單一AI模型同時滿足所有應用需求。此外，無人載具本身在電力供應、重量與散熱條件上均有限制，AI運算能力須與機載電腦硬體設計進行整合，以確保系統在邊緣運算環境下仍能穩定運作。

面對競爭重心由硬體轉向AI與系統整合，台灣應在既有電子與製造優勢基礎上，進一步強化飛控晶片、通訊模組、導航定位與感測酬載等關鍵技術自主能力。同時，可選擇聚焦特定應用場域，發展專用AI模型並與機載電腦進行整合設計，形成AI演算法與硬體平台整合的解決方案，使產品從單純硬體設備提升為針對特定應用的AI方案，以增加整體產品附加價值。

此外，從政府的角度，可支持發展通用化的無人載具控制平台與軟體架構（如任務控制系統、群控系統與數據平台），讓不同載具與應用可在共通架構下整合運作，逐步建立台灣在「系統與平台」層級的主導能力。

三、深化國際合作，從供應鏈節點邁向關鍵伙伴

在全球非紅供應鏈重組趨勢下，台灣具備技術實力與制度信任的雙重優勢。可透過政府對政府（G2G）合作機制，結合「無人機海外商機聯盟」等平台，積極參與歐美及印太民主國家的無人載具產業合作與應用計畫，協助國內廠商取得國際認證並切入國防與公共市場。

同時，應將國際市場拓展與國內產業政策連動，形成「內需驗證—國際輸出」的正向循環，逐步提升台灣在全球無人載具體系中的戰略地位。觀察2026年前2月我國無人機出口，銷售到東歐（捷克為主）的無人機已達7萬台，顯示在民主供應鏈與台灣電子業及其他製造優勢下，有機會從傳統的供應鏈代工，轉變為國際技術與供應生態合作的關鍵伙伴。

綜觀當前產業動態，無人載具產業發展重心與研發資源，正轉向具高技術門檻與高附加價值的利基型應用領域。現階段，針對特定場域運作的無人機商業應用服務方案、結合邊緣運算與機器視覺的無人機AI應用技術，以及符合非對稱作戰需求的軍用無人機整體解決方案，可視為推動下一波無人機產業成長的新藍海。

台灣長期累積了資通訊硬體、半導體晶片、電子零組件與精密加工等供應鏈整合能力與競爭優勢，加上具地理環境多樣且高密度的測試場域特色，有利於廠商快速進行各類無人載具場域測試驗證與運行數據收集。

在商業佈局上，可著手尋求與國際指標應用服務廠商建立技術合作，結合我國無人機軟硬體系統設計製造能力，引進海外先進的場域知識，了解特定行業場域的營運邏輯。透過跨國協同研發模式，預期能有效縮短創新解決方案的驗測與優化週期，加速技術迭代，協助我國業者由系統供應端轉型為整合方案提供者，進而爭取國際無人機高階商用與軍規方案的市場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