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川普去年根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所實施的對等關稅無效。判決一出，川普旋即改依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授權，對進口至美國的商品加徵15%從價關稅。這個變化使各國對美貿易又陷入不確定狀態，尤其是與美國貿易磨擦最大的中國。

美國貿易代表葛里爾（Jamieson Greer）2月25日指出，在最高法院前述判決後，美國尋求將中國產品的關稅維持在35%至50%之間，具體稅率取決於商品種類。他也表示，川普總統將尋求與已達成貿易協議的國家維持「連續性」。26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表示將啟動調查，評估若撤銷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國地位，即俗稱的「最惠國待遇」，在6年內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基本上，中國若被美國取消最惠國待遇，基本關稅至少40%，若再加上已執行的301與122條款，中國產品的關稅確實可能維持在35%至50%之間。

只是，中國難道不會反制嗎？從美中藉由APEC場邊舉行的高峰會協議結果，可以看出中國的反制力量慢慢在加強，除非美國針對為中國洗產地的國家祭出貿易制裁，否則降低中國產品無所不在的機率並不高。

美中對抗下 中國貿易移轉仍成最大出超國

美中貿易戰後，美、歐、日三國明顯減少從中國進口，轉從他國供給。中國在美國進口市場的佔有率持續下降，從2017年前後超過21%的峰值，一路滑落至2023年底已跌破10%（降至約9.9%），不再是美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國，而被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國家超越，顯示供應鏈正從中國移出，轉往東協、印度及墨西哥等地。 2025年1-10月中國在美國進口市場的佔有率進一步下降至9.3%。

但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UNCTAD）的資料顯示，中國2017至2025年間在全球進口市場的占有率未減反增，這是因為中國出口轉向東協、歐洲和其他全球南方新興市場。

事實上，面對美歐日「去中化」趨勢，中國最積極的作法就是調整出口結構。包括：1. 大量低價出口傾銷，移轉至他國市場，主要為東南亞、墨西哥等新興國家，並與台灣競爭加劇，特別在傳統產業如塑膠、鋼鐵等；2. 繞道出口至美歐日市場，透過越南、墨西哥等「洗產地」至歐美，規避高關稅；3. 加快海外生產布局，因關稅推升境內生產成本，中國擴大海外投資，將部分勞力密集、技術密集產業移至海外生產，如成衣、家具、電子產品等；4. 利用政策時間差，例如美、歐「去中化」的時間點不同，對於歐盟尚未針對的產業，中國更積極拓展歐盟市場，如電池、電動車等。

因此，美中對抗時期，中國對美歐日出口比重下滑多達138項產業，產品轉往其他市場，但中國透過快速移轉、低價傾銷、繞道出口、擴大拓銷等策略（涵蓋106項產業），反而提升全球市占。換言之，美歐日減少對中國最終財的購買，改從東協六國、墨西哥、印度進口，而中國則是在美歐日的新進口地進行投資，同時由中國大量提供原物料與零組件到這些國家，導致中國在全球出口市場占有率不減反增，甚至即使中國出口價格指數由2022年的114降至2025年的94，其2025年貿易順差仍然高達1.2兆美元，較2024年大幅增加20%。

2025年美國對中國商品貿易逆差較2024年大幅減少近30%（約934億美元），逆差額降至2021億美元。然而，中國2025年全年貿易順差創下逾1.19兆美元的歷史新高，雖然對美出口因關稅戰有顯著下滑，但透過東南亞、拉丁美洲等市場實現「換道超車」，使中國整體貿易出口依然保持強勁成長，並持續為全球主要貿易順差國。

顯然，在當前全球貿易局勢緊繃的背景下，中國利用對外直接投資（FDI）進行產能移轉，已成為避開美歐關稅壁壘的核心戰略。這種現象通常被稱為「洗產地」或「供應鏈再掛鉤」（Re-coupling）。

電動車即是最明顯的案例。其核心模式已從「直接出口」轉向「三角貿易」。傳統模式是中國製造、出口歐美市場，但在高額關稅（如美國 301 條款、歐盟電動車反補貼稅）下，演變為中國企業在與歐美有自由貿易協定的第三國（如越南、墨西哥、匈牙利）設立工廠。接著從中國進口半成品或關鍵零組件（如電池芯、織物、電子零件）。最後，在當地進行最終組裝，利用當地的原產地證明（Certificate of Origin）以低關稅或零關稅進入歐美市場。更令人擔心的是，其單價遠低於進口國在地生產價格，造成當地生產商極大壓力。

中國這種掠奪式訂價的結果，恐將使進口國當地廠商被迫退出市場，由中國品牌商獨霸，使當地國不得不依賴中國品牌產品，最終價格高低和供給量將受中方控制。

中國產能過剩難解 帶給全球最大挑戰

習近平上任後的經濟政策思維是「重生產、輕消費」，想要持續透過補貼生產，再由出口帶動就業與消費，無視過度生產不僅造成中國內捲問題嚴重，也影響各國產業發展。

事實上，中國產能過剩並非朝夕現象，已成結構性問題。1990年代中國開始加速工業化，鋼鐵、水泥、紡織快速擴張，但市場需求有限，便出現產能過剩的現象，特別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全球需求下降，中國受到衝擊。2000年中國加入WTO後，帶動鋼鐵、化工、機械、電子等快速擴張；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推出4兆人民幣刺激計畫，投資大規模湧入基礎建設和製造業，導致鋼鐵、水泥、太陽能、家電等產能快速增加。

再到2010-2020年中國供給側改革期間，推動「中國製造2025」，朝向高階製造轉型。2018年美中貿易戰影響出口，使中國產能過剩進一步惡化。2020年後，Covid-19爆發，中國加大投資刺激經濟，特別是「新三樣」產業產能大幅增加；2023年後全球經濟放緩，歐美國家對中國低價出口商品（如電動車、太陽能面板）加徵關稅，使得中國產能過剩問題加劇。

過去，中國長期依賴無效率的投資來推動經濟成長，以中國14億人口而言，投資占GDP的比重低於消費，就是不正常的經濟發展結構。在產業政策過度強調特定行業、中央與地方政府大量補貼、地方政府相互競爭等因素相互作用下，導致重複建設，產業過度投資，產能遠超市場需求，價格因市場競爭激烈而大幅下降，缺乏有效自由市場機制。當全球經濟成長放緩，歐美需求下降，中國大量依賴出口的行業開始出現產能過剩問題，因為中國國內市場無法完全消化過剩生產，於是傾銷全球。

隨著技術進步，企業生產效率提高，如機器人與自動化生產技術的應用，使單位產出的提升快於市場需求成長，進一步加劇供需失衡。更嚴重的是中國國有企業主導市場，透過大量國有銀行的低利率貸款，導致企業過度擴張，即使產能過剩仍能獲得資金支持，延遲市場出清，也對中國的銀行體系埋下可能的債務危機。

習近平2012年上任以來，地方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從2012年的17%增加一倍至2025年的39.1%；自2018年12月起，金融部門的資產占比（59.4%）竟然低於負債占比（59.7%），且至今差距仍持續擴大。由此可見，製造業產能過剩已經對中國金融部門營運造成嚴重且深遠的影響。

川普2.0對世界各國課徵對等關稅，不只針對中國，但外界普遍認為美國就是劍指中國。2025年中國對全球貿易順差創新高，川普認為這是中國直接與間接從美國得到的好處。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去年7月的報導就指出，一些亞洲國家遭課徵最嚴厲的懲罰性關稅，是因為川普認為有不公平的貿易逆差，暗示川普可能企圖鎖定那些從中國獲得大量投資的國家，藉此打擊中國。

依當前川普新關稅計畫，中國仍將遭受遠高於其他國家的關稅。如果短期未有變化，所有在中國境內生產的貨品，從廉價網購服飾到家電用品，直接出口到美國將無利潤可言，美中貿易預料將強制脫鉤。

2018年以來，多國業者將廠房由中國遷回本國或移至東南亞等地，如今川普打算對台、日、韓與東南亞國家課徵至少15%的進口關稅，自各地遷廠回國同樣難有利潤。早期移至東南亞的傳產企業，如今在越南、柬埔寨、寮國甚至面臨比台、日、韓更高的直接輸美或轉口關稅，即使當地勞工成本較低，也難在高關稅下獲利。而電子業下游陸續遷廠至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如今這些國家亦面臨高度輸美關稅。換言之，中國的產品，無論想要洗產地的終端產品，或是想依賴東南亞加工組裝產能的原物料，都將面臨巨大的出口壓力。不禁令人好奇，川普2.0的各種關稅政策，真的能改變中國從補助製造業轉而刺激內需？

「以鄰為壑」補貼政策 應進行根本性變革

在2026年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下，美中對抗已由單純的貿易摩擦演變為全方位的「系統性競爭」。中國長期採用的產業補貼與出口導向模式，在遭遇國際圍堵的同時，也正面臨國內成長動能轉換的陣痛。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境如何解決，值得探討，其中，「以鄰為壑」的補貼政策進行根本性變革，應是勢在必行。

目前中國面臨三大核心困境：

1. 外部環境：全球貿易防禦體系成形
隨著中國「新三樣」（電動車、鋰電池、光電）產能大幅釋放，美、歐及多個發展中國家已建立常態化的反補貼調查機制。中國企業面臨「產能出不去，利潤進不來」的窘境。

2.內部環境：通縮壓力與債務循環
房地產市場長期低迷導致居民財富效應消失。政府資源過度集中於生產端補貼，忽視消費端的保障，導致國內供給過剩與需求疲軟的惡性循環，物價指數長期承壓。

3.技術層面：底層技術的「斷鏈」風險
美國及盟友在半導體設備、高端AI晶片及生物科技領域的精準脫鉤，使得中國即便擁有強大的終端產品製造能力，仍面臨核心特種材料與軟體的「卡脖子」挑戰。

核心困境轉折的關鍵，是告別「以鄰為壑」的補貼模式。

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r）的補貼政策，意指透過國家財政支持壓低成本，將廉價商品銷往全球，這實質上是將國內的失業與產能壓力轉嫁給貿易夥伴。但中國必須考慮終止此模式，因為，一來即使不是短期，中長期必會觸發全球保護主義，這種模式已導致中國在國際貿易日益孤立，損害了長期的外交與戰略利益。其次，資源配置扭曲：大量補貼流入低效能、重複建設的企業，導致「殭屍企業」林立，削弱了市場自發創新的動力。2025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3.8%，再次出現2020年Covid-19的衰退局面。這顯示中國民企不只不投資，就連國企也再無資金投入政策性標的了。最後，財政負擔不可持續：在地方財政緊張的背景下，繼續舉債補貼出口，將擠壓社會福利與醫療養老的預算，如此下去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一定會出現社會問題。

面對這樣的結構問題，中國的因應對策應從「製造大國」轉向「消費與創新強國」。

在這些困境下，中國首先應進行資金分配改革，將原用於產業產能補貼的資金，轉向社會安全網建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再者，產業升級即使必須持續進行，但需實施「反內捲」機制，淘汰落後產能，鼓勵企業由「價格競爭」轉向「價值競爭」。科技攻堅是中國最為堅持的目標，既然如此，應在尊重全球智慧財產（IP）下，集中力量研發底層軟體與材料，而非僅僅補貼應用端的終端產品。

此外，進一步放寬服務業（如金融、醫療）市場准入，以制度型開放換取國際信任，亦是中國轉變形象的重要作法，而不是一面高舉自由貿易旗幟，一面強行保護自家市場。

中國經濟現結構性問題 川普2.0成最大威脅

近年中國經濟諸多結構性問題開始浮現，已進入難以自動高速成長的中所得階段，經濟成長率將由5%逐年下降。少子化、泡沫經濟無以為繼、不良債權極高、財富分配不公，以及人民失去希望等問題同時存在。在不當政策導致過度投資下，消費低迷、產能過剩等問題短期也難以紓解。

再加上美中貿易、科技領域持續對抗，無論是來自中國貿易的不公平競爭、全球科技與經濟霸主地位、美元國際儲備地位的維持等，中國絕對是美國最大的對手，也是美國由川普1.0的去中化、去風險化，再次轉為戰略性脫鉤的理由。

因此，當前中國最大的不確定威脅即為川普2.0政策下的美中情勢。面對美國及其他國家指控貿易不公，中國理應可依據這些問題的起因，在制度和政策上做改革來緩和情況，但北京更可能的方向卻是更強化既有體制和做法來與這些問題對抗。

簡言之，即使中國推出更多的寬鬆貨幣與財政政策，短期或許對經濟有短暫刺激效果，但若重供給（生產）、輕需求（消費）的思維與作法不變，外循環的失靈不只將導致內循環的失敗，還將使中國民企、民眾與外資的信心持續向下，一旦一發不可收拾，恐將進入日本過去的通縮時代，使中國付出更多代價。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將如何改變，就看習近平主席的偏執能否調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