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眾議院解散總選舉甫結束，高市早苗所領導的自民黨大勝，獲得三分之二席次，被媒體說是「史詩級勝利」。這段期間我剛好在日本訪問，完整經歷這場從解散到改選只有十六天的「史上最短選舉」，也是有趣的際遇。

這場選舉來的並不意外，在解散前，執政的自民黨接連在參眾兩院選舉都沒能過半。高市早苗剛當選總裁時，還面臨長年盟友公明黨宣布分手的危機，總理大位一度危險。

因此當執政後高市的民調扶搖直上，解散國會就成為她重塑穩定執政基礎的武器。疲弱的在野黨當然不希望馬上解散，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欲振乏力，一項民調顯示，在二十歲到三十歲的選民中，立憲的支持度為零。為了應對解散，立憲這邊找來公明黨合作，另組「中道改革聯合」，希望藉著公明黨的組織票和高市一搏。

日本社會面臨中國侵擾、物價上漲「新常態」

觀察日本社會，在疫情之後，也面臨了幾個重大的挑戰。

其一是中國對印太秩序的挑戰。千禧年之後，中國崛起一直是國際政治的大話題，但在疫情之後，中國的世界形象，漸漸從潛在的廣大市場，變成秩序的挑戰者。隨著中國在行動上放棄「韜光養晦、絕不出頭」的策略，對於日本的威脅也日漸增加。

這一段時間，除了傳統的戰爭責任議題外，中國為了一些雞毛蒜皮小事禁止日本水產進口、或者在中國的日本人遭安全威脅，或者中國直接對高市政權的安保「周邊有事」文攻武嚇，在在衝擊日中關係。

這幾次到日本，也都感受到日中關係的不斷惡化。比如每次打開電視網路，經常看到日中摩擦的大小事件，小從觀光客的「迷惑行為」引發在地居民抱怨、禁止水產進口影響漁民生計，大至中國官員頤指氣使，在兩國交界處四處試探，讓自衛隊也疲於奔命。這些對台灣人來說再熟悉不過的中國官民劣跡，現在也變成日本人經常要面對的日常。

挑戰執政當局的還有經濟議題。疫後政經變化迅速，物價上漲的挑戰尤最，比如這兩三年赴日，一碗拉麵從八、九百元左右漲到一千元上下；居酒屋三人小憩，從五、六千元漲到八、九千元。房價也是，東京市區內的新建公寓已經漲到億元水準，雙薪家庭負擔沉重，也成為每日新聞放送最常討論的議題。

即使日本出口暢旺、股市長紅，但民眾實際感受到的，還是物價房價的壓力。台灣人赴日遊玩感覺物價不高，甚至比台北還便宜，主因是匯率；對實際生活在日本的人來說，清晰可見的漲價，每日的油水電與食料價格不斷上漲，才是日常。

面對中國威脅，高市和過去的政府以及在野黨最大的差異，在於表現出不屈從的樣貌。「台灣有事」是過去只做不說的，現在高市大聲說出口，並且也沒有打算收回，雖然引發了中國的威嚇，但也讓一向覺得政府對中窩囊，忍受多年的日本社會吐了一口怨氣。

至於物價，自民黨提出了食料品免徵消費稅兩年的主張，得到不少期待。雖說在野黨提出相應的永遠停徵主張，但以過去執政時高速公路不收費政策跳票紀錄來看，在野黨政見經常不負責任的印象長存，執行力相當可疑。

高市政權改暮氣變有趣 身段柔軟立場堅定

比較有趣的是，這些難題都不是突然發生的事。高市之前的岸田和石破內閣，也都面對了相同的挑戰，而且正是因為對於困難束手無策，才導致了自民黨一路被蠶食，失去參眾兩院過半的優勢，變成少數執政。

幾次和日本朋友聊起這個議題，他們都認為先前解決不了的問題，也不太可能寄望高市解決，因此對自民黨的選情沒有那麼看好，只有我覺得自民黨會大獲全勝。

會這樣想是來自幕僚的直覺。多年以來日本政治一直被認為暮氣沉沉，「五五年體制」以來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兩次丟失政權，都是因為在野黨帶來耳目一新感。第一次政黨輪替換上細川護熙，以穿著Bigi格子襯衫來和全套西裝的老政客區隔；第二次政黨輪替的民主黨，也是因為區隔出自民黨在小泉之後令人失望的派閥政治。

不過兩次政黨輪替都沒有好結局，第一次的八黨聯合執政被稱作「八頭馬車」，執政團隊自己吵成一團，政黨分分合合，最後因為「阪神大地震」的「第一次沒經驗」失言，政權又回到自民黨手中。第二次民主黨執政也令人大失所望，不僅令出不行，最後又遇到「東北大震災」，民主黨不僅慘敗下台，事後還分裂多門。

從漫畫《聖堂風雲》（舊稱《聖堂教父》），一直到木村拓哉主演的電視劇《CHANGE》，乃至把政府的無能酸到爆表的電影《正宗哥吉拉》，日本政府給社會的印象，就是因為派閥妥協而形成的超穩定結構，面對突如其來的挑戰，經常麻木到神經末梢，比如要對哥吉拉發射飛彈，需要一百個同意。

但高市徹底的改變了民眾對自民黨的印象。她身段柔軟、說話風趣，立場保守但堅定，行動效率又有趣。女性出身的她一改政治人物高高在上的形象，遇到前輩率先鞠躬致敬、偶遇支持者就噓寒問暖，在辯論台上面對質疑不假辭色、國際場合也話題十足、大受歡迎，相比於在野黨欲振乏力，沒有一新之感，政情頗有當年小泉或者安倍帶領自民黨大勝的氣氛。

保守代表維持現狀 仍是日本主流民意

幾位自由派的日本好友在討論這個議題時，都覺得我過於樂觀。

他們提出了高市屬於自民黨內保守派的看法。比如她對同性婚姻、夫婦別姓這些進步議題的態度，顯然沒有對於和平憲法修改、軍事預算增加的熱心。他們也認為高市所帶來的「不一樣」是表象，但如果細究，自民黨似乎也沒有拿出能夠有效解決外交、經濟和派系政治挑戰的方法，甚至他們還提名了許多上屆因為政治獻金不清而落選的「裏金議員」，顯示他們對金權政治採取妥協態度。

再者，這次和立憲民主黨結盟為「中道改革聯盟」的公明黨，長期作為自民黨盟友，地方層級議員全國有兩千八百人，以每個選區來看，基本盤平均約有兩萬票左右的實力，自由派好友因此臆測這些選票，可能會因為公明黨和自民黨拆夥，轉向影響選舉結果。

總之，基於情感，這些好友知道自民黨會贏，但並不想看見自民黨大勝，只是對在野黨也沒什麼信心，全力支持這種話說不出口，好像也因此對於自民黨大勝的預測，抱著一種我不相信就不會發生的想法。

作為一個外國人、前政治幕僚，我對這些現象，倒是有一些不帶感情的外來者觀察。

關於保守的議題，我認為日本社會本來就很保守，高市和自民黨的保守，其實是現狀的維持，他們雖然沒有帶領社會往開放的方向去，但倒也沒有讓社會變得比原來更保守。此外，自民黨在「五五年體制」結成時，就是自由黨和民主黨的結合，黨內自由派和保守派皆有，施政上經常帶有妥協性，這也是「五五年體制」的穩定性可以影響至今的重要原因。

很多人不滿意高市對自己不站上相撲土俵是保護傳統的發言，但她作為現狀的維繫者，雖然讓認為她原地踏步的自由派人士失望，但她的做法確實也沒讓本來就很保守的社會一夕倒退一百年。

又比如同性婚姻的議題，當初台灣要推動時，原是考量這題在各爭議議題中民意支持度較高，實質影響較小；但真的開始推動時，一般民眾事不關己者多，保守力量則集結迅速，反對力道強到超乎預期，一度在公投、大選話題上造成不小的政治震盪。

這樣看來，改變都是困難、有代價的，對主流民意來說，維持現狀是最安全的選擇，只要不倒退就好，畢竟還有很多民意覺得更重要的議題要處理。因此讓自民黨內的保守派執政，並不會讓日本社會變得更保守，只會讓社會維持現狀不動，而這個維持現狀，正是害怕改變的日本社會主流價值。

高市團隊掀旋風 造勢演講罕見現人潮

關於高市的改變只是表面，其實也很玄妙。如果社會並不想要有大改變，那小小的表面變化，其實就會被放大成改變的象徵。過去小泉和安倍之所以帶領自民黨大勝，或者兩次政黨輪替，致勝原因其實也都在形象一新。

細看高市的從政歷程，她出身普通人家、讀過松下政經塾、出道時甚至不是自民黨；她喜歡騎重機、熱愛流行音樂、離婚再復婚，夫妻的姓氏居然是以猜拳來決定。可以說這位思想上被認為保守的政治人物，在行動上並不保守，也因此她的改變不會讓選民覺得只是表面，反而帶有一定程度的可信與真誠。

還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即兩大陣營的主戰將形象。自民黨這邊，備受矚目的除了高市總理本人，比如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財務大臣片山皋月、特命擔當大臣小野田紀美，或者在選區奔走的賽車女王森下千里，都具備了高市那樣的行動魅力，身段軟、有生活感、偶爾出錯的可愛感，因此在電視、自媒體中都大受歡迎；就連合作夥伴維新會的幹部，也都男帥女美，講話條理分明。

相比之下，在野聯盟的主將野田佳彥、齊藤鐵夫就像兩個昭和大叔，在電視政見會上面無表情的說教。野田一向不是光鮮亮麗的政治明星，他曾說自己是「泥鰍」，收拾殘局是他的專業。上一次民主黨執政輪到他當首相時，已經是政權最末，他是比賽中的敗戰處理投手，要吃掉局數、止住失血。和年輕衝勁的高市閣員相比，雙方明星戰將的形象都勝負立分。

在選舉當中，也耳聞高市首相助講所到之處皆人山人海。日本選舉並不像台灣有大型造勢晚會，多是以車站前演講，偶而有大咖助講為主，雖多有事前預告，但選舉一向不熱，民眾行經車站實屬偶然，很少有人是專程前往。

大選期間，我也幾次偶經車站，遇過幾次演講，大多門可羅雀。一日在埼玉縣的航空公園一帶巧遇在野黨的岡田克也助講，現場也是小貓兩三隻，岡田講完就走，候選人收拾善後一會兒也就離開。次日同選區有高市演講，我雖未至現場，據說是人潮滿滿。兩相對比，勝負可期。

我這次赴日居住的地區，過去是左派非常活躍的地方，連任多屆的現任議員也是在野黨籍。我注意到選前幾天，自民黨的挑戰者換上了與高市同框的海報，作出投給他就是支持高市的表示，最後也挑戰成功。電視政見會上，自民黨的候選人言必稱支持高市總理，甚至還有高市人形立牌，也可以見得她的高人氣確實是勝選要因。

在野黨選後風度欠佳 大敗只能怪自己

投票日當天，我在一位自由派學者家看開票，八點一到打開電視，出口民調已經顯示自民黨將大勝，家裡籠罩了一片低氣壓。我想起在台灣看開票，只要自己支持的政黨慘敗，我大概過一小時就會關電視；不過朋友很有耐心，仍然在電視上確認了一個一個選區的狀況。只是每個選區，包括我們彼此所住的地方，即使過去都是自由派較強的區域，這次看起來也都是自民黨獲勝。隨著越來越多結果開出，在野黨的大將安住淳、小澤一郎、岡田克也都確定落敗。

正如我這段時間對台灣政治的觀察，贏都比想像贏的多、輸也都比想像輸得慘。但仔細想想，「比想像贏或輸得多」這樣的命題，其實也已經帶有感情。在台灣時，即使有數據佐證，我們也都會嘗試將那些數字進行性別、年齡、學歷、區域等各種權值調整，使其更趨近我們「感情上」所認為應該有的情況；但真實的結果往往更像是未調整前的數字，赤裸裸的挑戰你感情上的不可接受。

我的自由派朋友們因為不希望自民黨單獨大勝，因此提出各種思考，認為自民黨雖然會贏，但可能無法單獨過半。但事實更像是不帶感情的外國人我所觀察，當高市政權從戰場設定、戰略規劃、戰術執行上都比在野黨出色時，怎麼可能寄望疲弱乏力的在野黨能打好選戰？

政治不會只有表演，但政治不能沒有表演；選前是表演，選後也一樣是表演。敗選當下，慘敗的「中道改革聯合」競選幹部，在第一時間提出天氣不好投票率低的看法；其實依據統計，投票率比前一次自民黨大敗的總選舉還稍高。

立民黨的主席野田佳彥則檢討聯盟策略，說自己罪該萬死；但選前跟他一起喊口號的公明黨主席齊藤鐵夫卻一臉打算分手的樣子。還有落敗的在野黨戰將岡田克也則看衰高市，覺得保守政權遲早出事，讓人覺得風度不佳。

相比之下，大勝的自民黨頗為節制，高市首相板著臉沒有笑容，展現勝選責任更大的形象，反而讓在野黨檢討敗選的諸多理由顯得潰不成軍。除此之外，中國政府又發表了不意外的言論，對日本選舉結果說教起來，也讓不少輿論認為習近平可能也是自民黨大勝的功臣之一。

在台灣這邊，社群媒體上對高市的勝選歡聲雷動，但只鎖定了中國因素，雖然不無道理，也顯得有點一廂情願，忽略了一場勝利的原因其實很複雜。這場選舉是一場「廟算」後發動的戰爭，在內外挑戰和前一兩次選舉都沒有什麼改變的狀況下，自民黨在高市的個人魅力帶領下贏得了選戰，很符合《孫子兵法》對於戰爭勝敗的「廟算」之說。

我打開電視，看見一位不具名的自民黨幕僚說出了勝敗的大關鍵：

「不清楚為什麼能贏這麼多，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野黨實在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