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正處於充滿不確定的轉型過程，作為中國社會未來骨幹的青年世代也正經歷著人生軌跡中陡峭的轉彎。這個現年16～25歲的群體，常被稱為「00後」或「Z世代」，或許也可以稱為Covid世代。疫情三年間，中國在舉國體制下的防疫成效，從自信滿滿到遍體鱗傷，正是中國青年世代成長歷程的縮影。同時，疫情三年也是這個世代集體人生經驗從顛峰開始下滑的轉捩點。理解這個世代的思維及態度，需要從他們在不同階段面對的社會氛圍來切入。

改革開放成果 孕育出全新世代

Covid世代應該是中國近二百年來最得天獨厚的一個世代。他們幾乎都是一胎化政策下的獨生子女，自幼獨享父母與祖輩的關愛及資源，卻也相對缺乏與兄弟姊妹分享的生命經驗。他們出生在中國改革成就最輝煌的時期，當時中國年均經濟成長率高達11%，國內生產總額在2000年後的十年間成長400%，家戶收入、公共建設投資或社會福利都不斷增加。在這個時代出生的孩子，家庭生活的持續改善像是自然規律，他們的任務不是繼承父輩的辛勤打拼，而是做好自己。

網際網路與智慧型手機陪伴他們成長，提供了豐富的生活資訊與娛樂經驗。網路空間中開放個體表達意見的溝通模式，以及各種強調使用者偏好的網路服務，強化了他們在政治領域之外勇於發表意見與展現個人意見的性格。同時，社會環境相對自由而開放，各種NGO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不同性取向的群體不像過去被普遍視為應被排擠的異類，描繪男性間愛戀的BL陸劇蓬勃發展，大學課堂與媒體評論勇於探討民主，甚至列入中共黨建的議程。他們的家長，會在茶餘飯後爭論究竟是李克強還是薄熙來適合擔任下一位國家領導人，也以更寬容的態度支持下一代走出自己的路。

探討這個世代成長的紀錄片《零零後》導演張同道自述，2006年他告訴當時4歲的兒子洗澡水不燙，兒子卻對他說：「那是你的感覺，我覺得燙」，讓他驚覺這個世代不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服從權威，而是毫無顧忌的展現自己個性。這個差異成為他拍片的動機。張同道沒說的是，像他這樣的70後世代（即台灣的「六年級」世代），曾在極權體制轉型與改革開放大潮中奮力拚搏，更希望下一代能站在自己累積的成就上走出自己的路，而不是重新走上順服權威的軌跡。

享受民族榮光及追求個人價值 矛盾併存

習近平2012年上台之後，Covid世代的孩子先後進入青少年階段。他們的升學之路仍然充滿艱辛，但大學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窄門。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迅速膨脹，2000年出生的1700多萬人中有60%能夠取得大專學歷，即使是農村青年也有20%取得大專以上學歷。相形之下，整個90後世代僅有3成能爭取到大專教育的資源。同時，超過7成的Covid世代擁有城鎮戶籍，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城鄉二元體制對農民的桎梏。

雖然這個時期社會氛圍開始緊縮，校園裡的民主思潮被鋪天蓋地的習思想取代，但是經濟發展依然蓬勃有力、貪腐與貧窮似乎即將從中國社會根除，強大的中華民族似乎終於能夠驕傲的站在世界舞台上。民族榮光成為Covid世代的集體記憶。與此同時，這群青少年開始追尋自我價值的實現。娛樂產業的快速發展孕育出涵蓋演藝、體育、藝術文學的飯圈文化，青少年在追逐偶像及建立個人興趣上得到自我滿足及群體認同，也培養出「我不需要跟別人一樣」的性格。

如同2022年初電通中國（Dentsu）旗下一份解碼Z世代的商業調查報告，以「史上最分裂的一代」來形容，他們享受強國崛起與民族自信的國家形象，卻又無意順服官方期待、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事業燃燒小我，而是更樂於追求或許平凡但能展現自我的生活方式。

舉國抗疫過頭 年輕人對制度信心破滅

2020年Covid-19爆發，中國在舉國體制下取得初期的抗疫成就，也使民族自豪感攀上新高峰。然而，也正是在三年抗疫期間，中國整體國力與00後的信心開始出現轉折。

舉國體制下的抗疫工作強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在抗疫目標下，國家對公民生活的干預愈來愈多，個人及家庭付出的代價愈來愈高。2022年初，各地政府在向習近平表達政治忠誠的壓力下，啟動封控競賽，更帶來超越疫情本身的社會經濟衝擊。

Covid世代的年輕人對此很有意見卻無處宣洩，只能將不滿投射在對武漢吹哨者李文亮醫師的悼念、對上海「四月之聲」影片的共感、對年輕人說出「這是我們最後一代」的共鳴、對貴州防疫翻車的死難者表示「我們都在車上」的共哀。這些持續堆疊的情緒，共同累積成為在白紙運動抗議現場的怒吼。而在清零政策終於落幕後，隨之而來的無序解封加速了Covid病毒的大規模擴散，更推翻了三年以來舉國體制成功抗疫的承諾。

即便沒有參加白紙運動的中國年輕人，也在不同場合用行動表達抗議。2022年10月底鄭州富士康廠區防疫失當，引發大批年輕員工罷工抗議並集體離廠回鄉；11～12月間多家大專院校學生在校內抗議學校封控過嚴，各地醫學院學生則抗議被迫以實習名義投入染疫者的臨床照護，不但薪資低廉且超時工作。這些抗議行動說明經過疫情的洗禮後，Covid世代仍然保有不願無條件順服權威的自主性格，而積極表達不滿、捍衛個人權益，也成為他們在這個階段的集體記憶。

「考公」、「人礦」、「爛尾娃」與「45度青年」

熬過三年疫情後，迎接Covid世代的卻不是期待已久的經濟復甦，或是能讓他們能一展抱負的職場；而是在經濟疲軟形勢下嚴酷的就業市場，以及未曾想像的不安全感及不確定性。

2023年6月青年失業率衝上驚人的21.3%，即便在中國政府大幅修改統計口徑後，仍在2025年6月達到18.9%。許多在政府統計上被視為已就業的年輕人，若不是畢業時在學校的造假手段下「被就業」，就是加入「就業下沉」的行列，為了生存放棄專業知能，當起外送員、網約車司機、直播主與洗腳妹。而僥倖獲得一份正常工作的青年，也難逃「996」（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的內捲生活。

不願放下身段的人，則把希望放在「考公」上，希望通過國家考試擠進體制內的窄門，換取穩定的待遇。2025年有371萬人報考國家考試，是2020年的2.6倍，也相當於2025年大學畢業生的30%。相對而言，2014年對90後世代的一項調查曾指出，當時只有不到7%的職場新鮮人想當公務員。考公熱潮的背後，是Covid世代對經濟前景及就業機會不再抱持期待的集體心理。

面對骨感到超乎想像的現實，Covid世代偏好透過自我嘲諷來抒發苦悶情緒，於是給自己貼上追求「躺平」、「全職兒女」、「孔乙己」、「爛尾娃」、「老鼠人」等看似負面的標籤。事實上，多數人只能成為不甘於內捲卻又無法真正躺平的「45度青年」。

另一方面，「躺平」心態的深層原因，來自青年世代發現在社會階層分化日益嚴重的中國，個人努力不再是改善生活的保證，拼爹（即台灣俗稱的「靠爸」）才是平步青雲的正解。

2025年，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的女醫生董襲瑩被揭露在父母親友的層層護航下，大學經濟系畢業後便以四年時間拿到醫學博士，且在醫院工作獲得超規格的提拔。女藝人那爾那茜則被發現依靠央視資深製片人的父親，在升學路上一路鑽空造假，得到普通民眾難以企求的資源。這些層出不窮的案例，使00後早早便體會到家庭背景是難以突破的玻璃天花板，而大多數人只能在底層掙扎求生。

在經濟疲軟、政府財政能力縮減的這幾年，Covid世代更發現自己被國家當作其他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而他們真實的需求卻並未受到重視。以養老保險為例，高費率的保費及未來破產風險是由青年世代承擔，因此許多初入社會薪資不高的青年選擇不參保。對此，中國政府不僅持續利用各種手段催繳保費，更在2025年通過強制徵收社保政策，使社保成為變相的人頭稅，藉此從低薪青年群體中榨取更多的資源。對此，中國青年發明了「人礦」一詞，形容自己在國家眼中的價值跟角色。

人礦除了貢獻經濟價值外，還被汲取身體價值。當愈來愈多的青年對未來希望逐漸枯竭，因而選擇不婚不育時，中國政府開始透過半鼓勵、半強迫的手段介入青年對婚育的選擇。除了提供婚育補助外，承擔催婚催生任務的地方官員還會強迫為未婚男女介紹對象，並且直接詢問女生的經期及不生育的理由，而順從國家政策的企業則要求未婚員工不結婚就開除。在計畫生育政策下出生的Covid世代，赫然發現他們已經陷入另一種國家干預生育選擇的政策羅網。

青年失去盼望 影響中國未來

Covid世代並不是中國近代史上生存處境最艱辛的世代，卻應該是在自我認同與現實環境之間落差最大的世代。Covid疫情剛結束時，社會觀察者張潔平曾以「逃避統治」描述中國部分青年群體嚮往的生活方式。而在疫後三年的社會變遷中，Covid世代的青年赫然發現，不但實踐自我的機會愈來愈少、對經濟前景的盼望愈來愈低，甚至連逃避的空間都被高度壓縮。

在可見的未來，中國政府仍將揮舞舉國體制的旗幟，堅持向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快速前進，而年輕世代也恐難避免成為統治者完成強國大夢的墊腳石。

青年的性格決定國家的未來。當中國的青年世代在國家發展方向與社會變遷趨勢中，難以找到自己的定位時，似乎也預示中國未來道路難以避免的搖擺與崎嶇。但換個角度看，這個世代尚未消磨殆盡的自我意識與潛在的反抗性格，卻也可能是中國重新找回穩定發展道路的契機。理解這個世代的掙扎與調適，將是看清中國下一階段變革方向的重要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