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洲最知名的二位革命家
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齊名，被喻為南美洲最知名的革命家：何塞・愛博魯（Jose Antonio Abreu），是如何用音樂改變人生的呢？
他曾透過TED講座，在超過全球五十萬網路聼眾面前，講述下面一段精彩的結論：
「El Sistema發揮的影響力主要在三個基礎層面：
一、就個人、社交方面：泰瑞莎修女在談到貧窮危機時說：『關於貧窮困頓，最悲慘的，不是缺乏食物或住的地方，而是感覺自己一無是處，又感覺他人遙不可及，缺乏自我認同，也缺乏眾人尊重。』如果孩子在管弦樂團或合唱團發展的話，因為這些發展啟發了他的責任感、堅忍意志、領導能力與利他精神等人格養成。這個團體鎖賦予他的美德與身份認同，不僅幫助他在學校的表現，對往後的人生也有所幫助。
二、在家庭方面：家長對此的支持毫無保留，孩子將成為他雙親的好榜樣，這對一個窮孩子來說尤其重要。一旦孩子發現他對家庭的重要性，他就會開始尋求新的方法以提升自己，並期待自己和社會能夠愈來愈好，他也會希望自己家庭的經濟狀況能夠有改善，這樣自然就會創造出積極向上的社會動力。我們樂團裡，絕大部分成員都屬於委內瑞拉最弱勢的族群，這種背景反而鼓勵他們去擁抱新的目標和理想，並且在音樂提供的種種機會中，不斷地求進步。
三、在社會層面：管弦樂團已成為文化的創意空間、對話的源頭與新價值的發祥地。音樂不再是一項奢華的享受，而是社會共同的資產。家人會以驕傲喜悅的心情，去參加他們孩子隸屬的管弦樂團及合唱團的種種活動，而音樂營造出來的崇高精神世界，終將戰勝物質上的貧窮困頓。從一個孩子開始學習樂器那一刻起，他就不再貧窮了，他將朝著專業領域前進，未來也將成為好公民；而即便他成為古典音樂的業餘愛好者，對他個人和整個社會仍然有幫助。音樂可說是首道防線，使其遠離暴力惡習以及抵擋會使孩子墮落的事情。」
最後，愛博魯引用英國歷史學家阿諾・湯恩比（Arnold Toynbee）說：「這世界正面臨巨大精神危機，而不是經濟或社會危機。」對此，愛博魯說：「面對湯恩比的這種精神危機，唯有藝術與宗教才能克服這種人類危機，並解決人性最深層的渴望，滿足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要求。教育是智慧和知識的綜合體，透過教育（尤其是藝術教育），仍是通往一個更完美、更高貴、更公平的社會的唯一途徑。」
愛博魯的美夢
目前，委內瑞拉政府每年編列六千萬美金推廣El Sistema、每年並有三十萬學童免費參加全國各地的管弦樂團和合唱團。每投資一元，政府的經濟回收是一點六倍，因此即使政黨輪替，也不會影響這個音樂教育系統。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除了杜達美外，愛博魯己經培養了五、六位國際水準的指揮家。委內瑞拉現在不但輸出石油，也輸出音樂人材，柏林愛樂最年輕的低音提琴手魯易滋（Edison Ruiz），就是愛博魯調教出來的。
愛博魯一生最大的美夢，是讓委內瑞拉取代廿紀的維也納，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的音樂中心，目前全球有二十五個國家在學習他創立的El Sistema。他也希望，能在委內瑞拉本土的音樂廳，演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馬勒千人交響曲（第八號交響曲）。
二〇一二年三月，他的得意弟子杜達美，在委內瑞拉美倫美奐的德蕾莎・卡瑞諾（Teresa Carreno）音樂廳讓他瘋狂的美夢成真，杜達美指揮一千四百位音樂家，演出轟動全球，美國有一千個戲劇院參加聯播，台上台下都流著喜悅的淚水。其熱烈的反應，不輸馬勒本人指揮一千零三十人的慕尼黑首演。
音樂已經變成委內瑞拉的全民運動，那天大概是愛博魯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日，因為他的崇高的美夢巳經成真。正如歌德在浮士德終曲時說：「不能達成的願望，在這裡已經實現；不可名狀的奇事，在這裡已經完成。」
我們也期待東方的中國、日本與台灣也能產生像愛博魯這種文藝復興型的政治人物，這種精神革命的領導者，才是目前我們社會最需要的，誰能提升整個國家的心靈水準，誰就是這個國家真正的英雄。從這個觀點出發，似乎委內瑞拉的愛博魯，比阿根廷的左派革命家切・格瓦拉，更符合精神英雄的典範。
El SISTEMA紀錄片片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