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結構的變遷，是影響一個國家長期發展軌跡最為根本且深遠的因素之一。過去數十年，中國憑藉著龐大且年輕的勞動力，創造了高經濟成長的人口紅利。然而，進入21世紀後，因為1979年以來實施的限制生育政策導致生育率低落，加上預期壽命延長，中國的人口結構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快速且大規模的人口老化。這不僅是單純的數字變化，更是一個牽動經濟、社會、財政乃至於國家戰略的系統性挑戰與危機。

中國人口第2次「生不如死」轉折

自有人口紀錄以來，一直到2023年被印度超越為止，中國的人口一直是世界第一。根據中國統計局的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成立時，人口總數約為5.4億，占世界人口總數的22%；2024年的人口數則為14億828萬人，約占全球17%。

回顧中國的人口普查歷史，自1949年至2025年間共進行了七次，人口總數雖然持續上升，但年均成長率卻逐年下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口數的峰值在2021年便提前到來，比2019年時預估的峰點（2029年）提早了八年，顯示中國人口下滑的速度比預期更為迅猛。

從1950年迄今，中國經歷了兩次人口負成長。從圖1可以看到，第一次為1959-1961年的大饑荒時期，官方歸咎於氣候異常導致糧食不足而釀災，雖然中國政府並未公布這個時期有多少非正常死亡人數，但後續中外學者估計約有3000萬以上的非正常死亡數 。(註)

第二次「生不如死」的交叉點發生在2022年，隨後中國的人口持續陷入負成長。中國人口下滑的速度飛快，聯合國「2024世界人口展望（WPP）」預測，至2100年中國總人口占全球比例將萎縮至6.2%。

中國官方的人口統計數字一直存在爭議，甚至被部分學者質疑為高估。中國社會學家李建新曾指出，中國政府長期存在對人口過多的「總量焦慮」，因而有高估人口以提高警覺的傾向 。(註)中國人口學家易富賢更在多篇文章中直言，中國官方公布的人口數字可能存在高達1.3億人的「水分」（指灌水成分）。

這些疑慮並非空穴來風。例如，在200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當年出生數為1379萬人，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卻是1771萬人，兩者相差近400萬人。此外，官方人口統計數也歷經多次重大的重估與補報。例如，2021年針對2020年人口普查的一次數據更正，就修訂了2011年至2019年間的出生人口數，新增了約1000萬人 。這種統計數字的來回變動，難免引發外界對其準確性的質疑。

近年來的COVID-19疫情，更進一步加劇了人口統計數據的失真問題。在疫情期間，中國隱瞞真實死亡人數與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並停止公布多項關鍵統計數據，包括失業率、商業信心指數等。2022年上海公安資料外洩事件，駭客公開出售10億中國居民個資，外界猜測這即是中國真實的人口數，與官方宣稱的14億存在顯著差距 。這種統計數據的不透明與失真，不僅影響外界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客觀判斷，更會導致內部在制定退休、醫療、教育等相關政策時產生嚴重的誤判，進而影響國家的長遠發展。

未富先老 中國獨特困境

人口老化是全球普遍現象，但與許多已開發國家不同，中國的人口老化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結構性困境。

衡量人口老化的一個重要指標是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當比例超過7%時，該社會被定義為「高齡化社會」；超過14%為「高齡社會」；超過20%則為「超高齡社會」。中國在2000年進入高齡化社會，2022年進入高齡社會，預計到2030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

觀察其他已開發國家，從總生育率開始下降到進入「高齡化社會」，法國花了115年，瑞典花了85年，而中國卻只花了36年 。(註)這種老化速度，是歷史上所罕見的。

更關鍵的是，當其他已開發國家進入高齡化社會時，其人均GDP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例如日本在1970年進入高齡化社會時，人均GDP為2100美元(相當於2024年的1萬6887美元)；台灣在1993年進入高齡化社會時，人均GDP為1萬1257美元(相當於2024年的2萬4368美元)；而中國在2000年進入高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僅為959美元(相當於2024年的1700美元)。這種在經濟尚未充分發展、國民財富累積不足的情況下，就已步入老齡化社會的「未富先老」狀況，將會為中國的國力帶來隱憂。

中國「未富先老」的根源，主要來自於長期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在一胎化實施之前，中國政府已在各省份實施節育政策。但1970年代導彈專家宋健團隊利用「系統動力學模型」來模擬生育數，主張若不實施一胎化政策，中國人口將在2080年達到42.6億，經濟成長會被人口過剩抵銷，因此中國自1979年開始嚴格實施一胎化政策。

一胎化政策成功地框住了生育數，降低了生育率，由圖2可看出，中國的總生育率在1991年就已低於2.1的更替率。在其他國家，生育率低於更替率之後就不應該再實施節育政策。但一胎化這個被人口學家稱為「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工程計畫」，在2016年才被正式廢除，總計實施了36年。

之後，由於生育數幾近腰斬，中國陸續推行「二孩」、「三孩」等刺激生育政策，但因長期限制生育造成的社會文化慣性，以及近年來經濟壓力與疫情衝擊，人民的生育意願已跌至谷底，2023年的總生育率僅為0.99，低於美國與日本。

人口老化 多層次衝擊經濟與社會體系

一胎化政策實施36年，使中國社會的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對社會與經濟體系帶來多層次的衝擊。

1. 經濟成長動能的衝擊

人口老化對經濟成長的負面影響已是學術界共識。有研究發現，在中國，65歲以上人口佔比每增加10%，人均GDP會降低2% 。(註)其影響路徑主要有二：

         (1)  勞動力萎縮與生產力下降：青壯年勞動力是經濟發展的引擎。然而，中國16-64歲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已從2024年的69.33%預計在2050年大幅下降至59.14% (表2)。反觀美國與印度，預估2050年的勞動力人口占比仍將穩定在60%以上，印度更是高達67.53%。勞動人口比例快速降低，意味著未來中國的勞動力將顯著萎縮，若無法透過技術創新或人力資本提升來彌補，生產力停滯將是必然。

          (2)  消費力道減弱：兒童與青壯年這兩個群體是消費力道最強的，這兩個群體人口的減少意味著社會整體消費力道將減弱。若退休保障不足，高齡家庭為了應對老年生活，更會進一步降低消費。

2.「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

「未富先老」且生育率低落的人口結構，使得中國在經濟成長放緩之下，更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意思是一個國家在達到中等收入水準後，因未能成功轉型升級（例如：創新不足、生產力停滯、制度僵化），導致經濟長期停滯，無法順利跨進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國2023年的平均國民所得毛額（GNI）為1萬3390美元，正處於世界銀行定義的中等收入區間(註），這場人口危機無疑加劇了跨越陷阱的挑戰。

3. 龐大財政負擔與養老金危機

人口老化對財政體系帶來巨大壓力。首先是老年照護需求的快速增加，中國65歲以上人口數預計將從2024年的2.03億人增加到2050年的4.1億人，相當於美國與英國兩國人口數的加總。儘管目前中國老年照護仍主要依賴家庭，但隨著老年人口規模擴大及少子化加劇，政府長期照護的壓力將顯著增加。尤其在鄉村地區，「沒人養老，沒錢養老」的困境更為突出。

其次是退休金制度的入不敷出。中國的退休金制度（社保）屬於「隨收隨付」（pay-as-you-go）系統，即由當代工作人口繳納的社保金來支付當代退休人口的退休金。然而，隨著老年扶養比的快速上升（從2024年的21%預計增至2050年的52%），「2個工作人口養1個老人」的局面即將出現，退休金入不敷出的養老金危機即將爆發。

4. 社會活力與政治轉型的挑戰

人口老化不僅影響經濟層面，也可能對社會的創新活力與政治轉型帶來影響。表4列出中國、美國與印度的人口年齡中位數，中位數越低表示社會越年輕有活力。1989年中國社會年輕人居多，隨著人口年齡中位數不斷上升（預計從2024年的39.6歲增加到2050年的52.1歲），社會的保守性可能增強，而創新、創業的活力則可能下降。

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可能使得中國在面對政治體制改革或社會變革時，面臨更大的阻力，1989年的六四運動很難復現。相較於2050年偏老年的中國，印度是一個較年輕有活力的社會，屆時能與美國抗衡的亞洲經濟體，可能將不會是中國。

人口危機逼近 影響不容小覷

面對日益嚴峻的人口危機，中國政府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提出一系列應對措施，主要包括：(1)全面取消計畫生育政策並獎勵生育；(2)改善養老金制度，並延遲退休年齡；(3)提升人力資本與推動科技創新。然而，這些措施在執行上仍面臨諸多挑戰與侷限。首先，長期的一胎化政策已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婚育觀念，導致生育意願難以在短期內扭轉。其次，中國的政治體制與國家預算分配，難以將足夠的財政資源大規模投入到人口相關政策上。

人口結構的改變往往是經年累月而成，其影響比技術封鎖或貿易摩擦更難以逆轉，且影響層面更為全面及深遠。政治經濟學者Nicholas Eberstadt指出：「人口崩落使中國將面臨其雄心與能力之間日益增長、且可能無法彌補的鴻溝。」(註），中國人口老化的困境，是過去數十年經濟發展模式與生育政策共同作用下的產物，這個人口危機，不僅考驗著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也將深刻地重塑中國未來的發展，其結果將對全球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