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半年，台灣與歐、日、韓各國積極跟美國爭取降低（不）對等關稅的條件之一，就是美國要求高額投資承諾。川普政府對各國的投資期待不同，對台灣，很自然是以半導體及電子供應鏈為重心。

對此，政府提出「台灣模式」作為投資美國的核心指引；反對者則認為如此會掏空台灣，動搖神山。各界對台灣模式有不同解讀，但回顧過去六十年台灣經濟發展歷程，就會知道在全球供應鏈進入巨變的今日，電子半導體供應鏈向美國移動，不是掏空更不是拔山，而是台灣模式下維繫競爭力、鞏固供應鏈地位的必經之路。

以全球專業代工為核心的「台灣模式」持續60年

台灣模式可分為二個階段。台灣經濟發展路徑的演進有許多重要轉捩點，其中一個關鍵，就是在六十年前搭上全球供應鏈興起的首航，帶領台灣經濟起飛。

當時歐美企業將產品製程分割、分工，並將生產外包給代工夥伴。而台灣不但有高素質低工資的人力，更以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等政策配套吸引投資，掌握了契機，緊緊跟著全球供應鏈而興起，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專業代工基地。隨著資本累積、科技進步與研發能力提升，代工的項目從成衣鞋類、運動器材、收音機電視等消費性產品，邁入高階的電腦電子及半導體。代工的含金量不斷提高，但六十年來以全球專業代工做為核心的模式並未改變，這可以稱為最廣義的「台灣模式」。

廣義的「台灣模式」其實一直被各國複製，不斷的想將台灣模式變成中國模式、大馬模式、泰國模式及越南模式，因為各國人力素質改善，工資及土地成本比台灣低，加工出口區也不難設置，中國更全力要成為世界工廠。但神奇的是，台灣沒有被這些後浪擊敗，反而發展出第二個更特別的「台灣模式」。

台灣代工進化 提高科技門檻和海外生產彈性

第二種進階版的「台灣模式」可用兩個特徵描述，一是台灣代工生產的科技門檻不斷提高，二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對於前者，包含紡織業從成衣走向高機能布料，以及半導體從基礎型晶片走向先進製程。至於後者，自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台灣的代工夥伴沒變，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沒變，只是生產基地逐漸從台灣先走向中國，再往東南亞遷移。

這個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台灣模式」不但反映出台灣超強的彈性及韌性，更是一種供應鏈的吸星大法，在保留自身功夫的同時，將各國優勢吸納成為台灣的內力；然而，若沒有發展出第二種台灣模式，過去二十年來台灣的全球供應鏈地位，很可能會大量的被中國、東南亞甚至墨西哥所取代。

經濟部自2010年開始系統性的針對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情況進行年度調查。從過去十年的資料來看，外銷訂單在台灣生產的比重，從2014年的46％逐步增加到2024年的51％，雖可看出近年台商回流的成效，但並未改變訂單「一半台灣、一半海外」的台灣模式結構。

至於前述第一種台灣模式，想複製就沒那麼容易了，但也不是不可能。中國近年來急起直追，一直在複製技術升級的台灣模式，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度也在全力克服科技門檻。

不過，無論是哪一種台灣模式，有一個秘密配方最難複製。因為代工等於服務多家彼此競爭的客戶，台灣企業要維持供應鏈地位，除了技術及管理外，還有一個用錢砸不出來的實力，就是客戶的信任。信任的建立不僅在於性價比或是智財權及營業秘密的保護，更重要的是「配合度」。配合度小至不睡覺趕單，大至調整製程，而近十年來台灣配合整體供應鏈發展，進行供應鏈的跨國搬遷，更是彈性及配合度的最高展現。

依據經濟部調查，過去十年來台灣企業採取「海外生產」的主要原因，第一名竟然不是生產成本考量，而是「配合客戶要求」。由此可知，從電腦伺服器到護國神山的成功，從來都不是靠「說不」；而以靈活、敏捷、務實的態度，配合全球供應鏈的變遷而進行生產基地調整，已成為日常。

供應鏈再次革命性轉變 務實面對新局

歸納而言，無論是廣義版還是進階版的「台灣模式」，正是台灣經濟維持成長與競爭力的成功方程式，但並非高枕無憂。要讓這個成功方程式繼續運作，我們當然要透過科技創新、人力素質，捍衛自身在供應鏈中的地位，但千萬不要忘記台灣模式的秘方，在於維護信任關係。

回到半導體高科技領域，自從2016年川普第一任期開始，美國就積極引導、特別是高科技與高階半導體生產回流美國，十年來蘿蔔及棍子不同，方向卻從未改變。不僅是台積電，從三星、蘋果電腦到輝達，也都加速搬遷流向美國的速度。

這是再一次的供應鏈革命性轉變。從經濟觀點，不是最有效率的安排，但從美中戰略競爭及提高美國經濟安全的角度，已經無法逆轉。台灣（及全球）重要的一步，是停止緬懷過去，以彈性及務實面對未來數十年的新局。

其次，從台灣模式的成功秘方來看，護國神山的庇蔭效果，不僅是因為全球高科技供應鏈重鎮位於新竹、高雄這種地理上的意義，更來自於我們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而發揮台灣模式，維繫信任關係，配合供應鏈的時代轉折赴美投資，才是確保供應鏈地位，以實力繼續墊高神山的方式；同時，更能確保我們能如同六十年前一般，爭取搭上全球人工智慧（AI）的首航機遇。

不可否認，高科技半導體赴美投資將改變現有結構，若跟昨日的光輝作比較，當然會帶來若干負面影響，但小國沒有悲觀的權利，更何況歷史經驗顯示，即便是被迫赴美投資，也絕非只剩沮喪煩惱。

1980年代美日爆發汽車貿易戰，豐田（Toyota）等多數日本車廠，為了因應美國鉅額關稅及被迫實施的出口總量自主限額，開始迫於形勢大舉赴美投資，同時為了在總量管制下提高平均出口單價，而發展出如Lexus等豪華品牌。四十年後，美國持續是Toyota全球最大市場，不斷加碼投資，Lexus更成為集團金雞母。

因為有台灣模式，相較於亞洲各國，台灣已累積豐富的的供應鏈全球佈局經驗，再加上，這次供應鏈向美國移動是基於經濟安全政策的人為因素，也意味著可以透過台美協商來降低人為障礙，給予產業遷移更多人為協助。

同時，美國要求製造業投資回流的長期目的，是為了在美中競爭中獲勝，因此若要台積電大舉赴美，將是「殺雞取卵」的作法，不利於台積電發展，也就影響美國勝出。這種作法機率不高，比較可能的是主要重心仍在台灣，但局部改變在美國生產的配比，對台灣的負面影響程度自然就有限。當然，台灣內部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高科技產業以外，如何協助傳統產業維持競爭力。

面對革命性變局，我們要彼此提醒的不是往日光輝，更不是大聲說不，而是如何站在過去的成功歷史經驗基礎上，在21世紀繼續讓「台灣模式」進化發功，以實力保護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