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反對藍白兩黨修法擴大立院權力、刪減總預算的民眾，展開罷免泛藍區域立委行動；全台三十幾個選區，罷團志工在街頭擺攤徵求連署、進夜市宣講，散居各地的民眾也藉由網路串連行動。導演楊力州號召上百位影視工作者無償拍攝宣傳短片，小說家楊双子發起作家千人連署，社群平台掀起「百工百業挺罷免」風潮，各行各業的人公開自己身份和支持罷免的理由；還有人發行紙本《四能報》，將訊息傳遞給不上網的群體。這場線上線下串連的大罷免，爭取到超過120萬人連署，雖然未能成功罷免立委，但已成為網路時代台灣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公民行動。

台灣自1992年BBS、2002年部落格興起，逐步進入網路時代。網路傳播工具簡單、低價、強大，公民得以自建媒體，傳播訊息、串連力量，形成人人參與、跨地連結、即時互動的公民傳播體系。公民傳播體系形成前，公民行動要做組織決策，需要各地成員長途跋涉開會；要聚眾參與，需要四處奔走、建立組織動員系統；要和社會大眾對話，得設法爭取大眾媒體報導，但常被媒體封殺或扭曲。公民傳播體系形成後，各地成員可以隨時上網協調決策，透過社群媒體凝聚和動員支持者，更可以透過各種網路平台宣傳理念、推動議題，迫使大眾媒體跟進報導。

更重要的是，當各地公民出現共同目標，就能透過網路連結彼此，在共同默契下自發分工、協力做事，形成網路觀察者薛基（Clay Shirky）所說的「無組織的組織」。大罷免期間，罷團志工、導演、作家、編報者、百工百業互不隸屬，沒有指揮中樞，卻自主就位、各盡所能、分進合擊、相輔相成，正是「無組織的組織」體現。

公民透過自主傳播體系，以「無組織的組織」行動，並非突發劇變，而是歷經三十多年的演化。本文回溯這個演化歷程，探討公民如何建構自主傳播體系來推展行動，一步步成為台灣民主革新的關鍵力量。 

搶救樂生：部落客串連、網路募款先驅

1993年，交通大學學生不滿學校餐廳伙食不佳，透過BBS 串連，數百人集結在校門口吃便當抗議，開啟台灣網路抗爭先河。進入21世紀，2007年搶救樂生院運動，公民首度透過網路串聯，走上街頭遊行。

1994年，政府選擇樂生療養院—— 台灣第一間麻風病院—— 作為捷運新莊線機廠建址，2002年開始第一波拆遷；2004年，大學生組成樂生青年聯盟（簡稱樂青），隔年樂生院民成立樂生保留自救會，樂青與自救會攜手爭取保留樂生院。2007年3月，政府命令院民限期搬離，樂青和自救會發動抗爭，要求樂生院現地保留90％、與捷運共存。

當時正逢朝野總統候選人初選前夕，部落客瓦礫發起「讓樂生人權決定我們的總統」串連活動，獲得180多個部落格響應；各種保留樂生方案被製作成Podcast傳播；院民的主張與政府的方案，被做成工程圖對比；網民更透過共享書籤HEMiDEMi募款，在蘋果日報刊登半版廣告爭取保留90%。

搶救樂生院運動，在組織決策上由實體組織樂青和自救會發動，網民群起聲援；在聚眾參與上，超過5千人到場遊行、超過4百人捐資登廣告、超過180個部落格串連行動；在社會對話上，網民以公民報導（如Podcast）、知識轉譯（如工程圖）及廣告，幫助樂青和自救會傳播訴求。

這場行動在政府與民間漫長的協商、角力下，政府同意多保留幾棟樂生建物，但未達90％。

太陽花學運：多層次、多平台體系生成

搶救樂生院後，公民行動的媒體實踐不斷升級。2008年抗議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的野草莓運動，學生以網路直播吸引數千人關注，六地抗爭者透過網路協調決策，還創作主題曲「野莓之歌」；2010年反國光石化運動，將直播鏡頭轉向環評會議，監督決策過程，還改編電影《阿凡達》製作「納美人出動」影片、發行仿四大報的「蚵報」進行文化干擾，迫使政府宣布停建；2013年洪仲丘在軍中慘遭虐死事件，公民1985行動聯盟透過PTT與Facebook動員25萬人遊行；同年苗栗縣政府毀諾強拆大埔民宅，學生與民眾佔領內政部前方廣場靜坐20小時，並上網直播。這一系列運動形塑出多層次、多平台的公民傳播體系，在太陽花學運發揮撼動社會的能量。

2013年6月，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數十個公民團體質疑黑箱作業，組成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抗爭。2014年3月17日，立法院委員會審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時，國民黨籍召集委員張慶忠以短短30秒宣布完成審查，輿論譁然，隔天學生和公民在立法院外舉辦「守護民主之夜」，晚上九點左右，學生發動突襲，數百人衝進立法院，掀起占領議場24天的318太陽花學運。

進入議場的學生和民眾，立即對外傳播訊息。以Facebook進行即時影音和文字報導，並把報導譯成英文，上傳CNN iReport，引起國際媒體關注；使用UStream軟體在iPad上進行現場直播；黑客（Hacker）社群g0v 零時政府成員也到場建置無線網路、協助網路暢通，並且建立g0v Today平台，將散居網路各處的直播頻道、線上情報匯聚一處；還有超過1500位志工用網路共筆Hackpad協調工作。

各領域專家也自主發揮。大學教授到場開設公民教室；g0v黑客建立「你被服貿了嗎」互動資訊平台，只要輸入公司行號名稱或營業登記項目，就能查閱服貿對這類公司的影響；搖滾樂團滅火器創作「島嶼天光」，成為學運主題曲；各種懶人包紛紛出現，其中的〈服貿「爭議」懶人包〉點閱數超過130萬次；此外，3600多人集資逾690萬元，在台灣的蘋果日報和自由時報、美國的紐約時報刊登廣告，讓不上網的民眾和外國人也能知曉抗爭訊息。

公民報導、網路直播、群眾募資、刊登廣告、製作懶人包、創作主題曲，都是近年公民行動逐步開發出來的傳播形式，太陽花學運吸引專業人士加入，將這些傳播形式升級，產生更大影響力。這次行動，迫使立法院長王金平接受學生主張，承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立法前，不會召集兩岸服貿協議相關黨團協商會議。

大罷免運動：科技、世代、文化、百業深度參與

太陽花學運後，公民行動持續發生：2015年高中生反課綱調整、2017年反對勞基法修正抗爭、2018年婚姻平權公投動員、2019年聲援香港反送中行動。到了2024年5月，藍白立委強行通過國會擴權法案，公民團體和網路社群在青島東路集結，採取「公民排班、輪流請假」方式抗議，三場集會參與者超過20萬人。行動由公民團體和志工協調，數百人分工處理物資、維護秩序；支持者透過外送平台送餐到現場，或在線上小額捐款。在傳播上，網友以「青鳥行動」代稱青島東路抗爭，避開社群平台審查；透過表演、故事、動漫與追星文化表達訴求；使用AI製作文宣與貼紙，利用超商ibon分散列印擴大傳播。

青鳥行動期間，有抗議民眾在Threads上討論改變立法院結構的可能，之後又爆發藍白立委刪減總預算等爭議，終於掀起大罷免潮。罷團提議罷免泛藍立委35人，有31人通過連署成案門檻，進入罷免投票；國民黨也以罷制罷，提議罷免泛綠立委15人，但無一跨過門檻，還因涉嫌偽造連署書遭檢方偵辦。

各地的罷免團體自主行動，透過網路交流、串連，形成分進合擊的全國性網絡，各方支援不斷湧入。當年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民主補破網」團隊傳承連署與造冊經驗；企業家曹興誠組織「反共護台志工聯盟」，提供人力與經費資源；筆名「許美華」的科技作家建構平台，媒合罷團和捐款者，為各地罷團注入數百筆、超過1500萬元的課金。

大罷免志工多數經歷太陽花學運等社會運動洗禮，早已具備強烈的公民意識，認為自身有能力影響社會，因此自發串聯行動。

在社會對話上，罷團結合科技與創意。志工開發數據平台，整合選舉資料與即時連署進度，生成「罷免指數」地圖，協助罷團精準鎖定潛力區與弱區補強行動。前媒體人創辦紙本《四能報》，印製九萬份，由志工逐戶或在捷運站派發，將訊息傳給不上網的群體；作家楊双子發起千人作家連署，形成文學界集體政治行動；導演楊力州號召上百位影視工作者，以「TAIWAN ACTION」為題製作八部短片，透過「倒垃圾」等生活隱喻傳達罷免訴求；百工百業的眾多民眾也自主發文挺罷免。

大罷免運動繼承了歷次網路公民行動的經驗，並在組織串連模式、參與者世代結構、數據科技策略應用，以及文化界深度介入等多方面，顯著地進化。儘管最終未能化解選民對無差別罷免的疑慮，以致不同意票超過同意票，罷免未能成功，但長達數月的行動本身，就是一場深刻的民主革新實踐。

台灣民主實踐創新可能性  仍須成熟跨界互動

回顧三十多年來台灣的網路公民行動，可以看到不斷演化的軌跡。從1990年代的BBS串連，到2000年代部落格與YouTube擴展傳播形式，再到太陽花學運期間Facebook、直播、Hackpad全面應用，公民逐步建構出自主的傳播體系；到了2024年青鳥行動與2025年大罷免，更顯示這套體系已成為推展社會動員與政治監督的關鍵力量。

在組織模式上，早期公民行動多倚靠學生團體或特定聯盟主導，而後逐漸發展為「無組織的組織」。青鳥行動中，志工與公民團體透過去中心化的協作，讓行動能持續數週不間斷；大罷免更將這種模式推向全國，素人群組、地方團體、專業顧問與資深志工分工合作，展現在地自主與水平協調的新形態。

在聚眾參與上，參與者隨時間擴展。太陽花以學生為主，大罷免則以三、四十歲的社會中堅為核心，特別是女性志工比例高達七至九成，顯示運動能量已由校園擴散至更廣泛的世代與社會群體。參與形式也愈加多樣，從街頭擺攤、夜市宣講，到線上小額捐款、外送平台補給，展現民眾自主就位、自主發揮的創意。

在社會對話上，公民傳播工具與形式持續翻新。從早期的部落格、Podcast，到太陽花時期的懶人包、主題曲與群眾募資，再到青鳥與大罷免運用AI文宣、影音短片、數據平台與紙本《四能報》，公民已能靈活運用多層次管道，突破同溫層，與更多族群對話。

公民行動並非每一次都能達成目標，但已在政治（朝野政黨）、經濟（產業公協會）之外，逐漸形成代表社會力量的「第三勢力」。這股力量以「無組織的組織」為核心，透過組織決策的去中心化、聚眾參與的多元化，以及社會對話的跨界化，持續挑戰既有的權力結構，為台灣民主實踐開拓新的可能性。

然而，公民行動的成敗，不僅取決於傳播體系的強弱，更與議題能否引發社會共鳴、資源動員是否充足、政治時機是否有利，以及與媒體和政黨的互動是否成熟有關。未來的公民媒體實踐，除了持續創新工具與形式，還應延續《四能報》服務不上網群體的精神，深化跨世代對話；努力讓影視與文學界的參與常態化，提升議題的文化轉譯力；並在數據平台的基礎上，建立更成熟的社會動員與政治互動機制。唯有如此，公民力量才能在快速變動的政治社會環境中，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持續推動台灣民主的深化與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