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體系在過去幾十年經歷了驚人的擴張，其總資產規模已成為全球金融版圖中的重要力量。自2012年以來，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及中國銀行）長期穩居全球銀行資產規模前列，且資產總額更是持續增加。（見下表）

這一快速擴張的主要原因包括：

1.    經濟持續成長與全球化：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特別是「世界工廠」地位帶來的貿易盈餘，讓資本累積迅速，銀行體系得以擴展放貸業務。

2.    房地產市場的興起：自2000年代以來，房地產行業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銀行更提供大量抵押貸款和開發貸款，促使金融業規模擴大。

3.    政府政策的推動：中國政府為了支持基礎建設和產業發展，透過銀行體系提供大量信貸，如一帶一路計畫的海外投資也促成銀行資產成長。

4.    存款增加與流動性：中國居民的高儲蓄率導致銀行存款持續增加，進而提供大量可貸資金，使銀行資產負債表持續膨脹。

中國銀行業的資金成長主要來自存款的增加，而存款成長速度與經濟環境密切相關。隨著經濟增速下滑、失業率上升，這兩年來，企業與居民存款成長已經開始減緩，影響銀行的資金流動性。（見下圖）

另一方面，自2021年開始，中國房地產市場逐漸降溫，讓銀行面臨不良貸款的風險更為上升，進一步壓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動能。

地方政府財政與房地產發展  緊密連結 

銀行資產膨脹的最主要來源是中國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存款增加，以及對房地產的長期信貸支持，後者不單單指購房貸款（中國稱為按揭貸款），也包括建設貸款、開發貸款與地方政府土地融資平台所主導的各種基建信貸工具。在房價上漲的時期，這些業務不僅安全，還極具盈利性。抵押品價值高、違約率低、風險權重計提相對保守，讓銀行得以在帳面上不斷擴張資產與收益。

此外，地方政府本身也成為銀行資產的重要來源。在「土地財政」主導下，地方政府將土地出讓金與融資平台債務一體操作，再透過銀行提供支持，形成「地方財政－土地－銀行信貸」的封閉循環。銀行在其中的角色既是資金提供者，也是區域發展的政策配合者。

上圖顯示了中國人民銀行每季定期公佈的商業銀行信貸投放數據，特別是房地產領域的貸款情況。可以見到在2020年前，居民房屋抵押貸款、房地產開發投資及整體房地產業的信貸投放年成長率均超過10%，特別是在2016-17年間，居民房屋抵押貸款業務的成長率更是超過三成。這些大規模的信用投放，配合中國境內興建的大量住宅大樓（其中有一些成為日後的爛尾樓），成為商業銀行資產擴張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於基礎建設項目投資巨大，回收期長，有些可能缺乏足夠的客流量和經濟效益，但由於地方政府預期中央政府會提供財政支持，因此敢於大舉借債，導致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累積。根據統計，2023 年政府債券佔社會融資總量的 48%，顯示銀行資金大量流向地方政府，而非企業部門。

特別是在 2015 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針對主要城市房價快速增長，除了習近平喊出「房住不炒」口號外，更同時推出各種嚴厲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例如對地產商的財務槓桿設定了三道紅線，從而壓縮了銀行對於房地產開發商的放款，也對銀行業資產的成長產生了一定影響。

於是，相關的房地產商資金需求轉到地方融資平台等影子銀行來籌措，此時銀行藉由理財商品的銷售，來達成滿足資金需求的中介功能，這些理財商品有很多就是地方融資平台所發行的非金融債券或城市投資債券（城投債）。如果可以順利等到開發案交屋轉成居民的房貸時，則償還的來源就成為居民的房屋抵押貸款，使影子銀行的債權再次進入到銀行的放貸體系之中。

「國進民退」改變銀行業競爭格局  市場資源配置失衡

隨著中國政府加強對經濟的干預，國有銀行與政府的關係變得更為緊密，特別是在金融市場調控與信貸政策方面。政府透過直接注資、提供低成本流動性資金、發行國債等方式，強化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例如，2024 年中國政府發行 3 兆元人民幣特別國債，其中部分資金被用於向大型國有銀行注資，以補充其核心資本金。這種做法雖然能在短期內穩定金融體系，卻使國有銀行與政府財政的聯繫更加緊密，讓銀行業越來越依賴政府資金來維持穩定，而非市場機制。此外，隨著國有銀行的影響力擴大，民營銀行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

同時，政府的監管政策更傾向於保障國有銀行，導致民營銀行的風險承擔能力下降，甚至部分被迫退出市場。數據顯示，2024 年中國政府註銷了 199 家中小型銀行，超過了 2021 年至 2023 年間的總和，這顯示中國金融業的整合進一步加速，國有銀行的市場份額逐步擴大，而中小銀行，尤其是民營銀行，正面臨生存危機。

另一個顯著變化是信貸資源的配置。在「國進民退」的政策下，國有銀行傾向於將貸款資源集中在國有企業，而非民營企業。這導致市場資源配置失衡，讓部分具備市場競爭力的民營企業難以獲得足夠的融資支持。許多民營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而面臨倒閉風險，而國有企業則因為政府支持能夠繼續營運，即使它們的資金運作效率較低。

此外，國有銀行因為持有大量國有企業的債權，面臨更高的不良貸款風險。若經濟環境持續惡化，這些銀行可能成為「殭屍銀行」，更需依靠政府支持才能維繫運作。

簡而言之，中國的「國進民退」政策改變了銀行業的競爭格局，強化了國有銀行的主導地位，卻使民營銀行的發展受到嚴重挑戰。同時，信貸資源向國有企業傾斜，可能導致市場資源配置效率下降，進而影響經濟長遠發展。

中國式的「軟預算限制」  加速風險累進

「軟預算限制(Soft Budget Constraint)」這一概念由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ános Kornai)提出，原指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在資金不足時仍能依賴國家支援，從而缺乏自我調整的財務紀律。這一現象在中國的金融體系中並未消失，反而透過資金流動與政府主導的信用擴張方式，進一步深化。

中國的「軟預算限制」不是過去蘇聯式的直接財政撥款，而是以更為複雜、以市場化外衣包裹的間接融資支持方式來表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地方政府融資平台（LGFV）與部分大型開發商在房地產市場的過度舉債行為。
以地方政府為例，許多公司長期虧損、債務纍纍，但銀行仍持續放貸，原因在於其背後有地方政府「隱性擔保」。儘管中央多次強調防範地方債務風險，實際上各級政府仍透過各類政策工具與制度設計，為這些地方融資平台保留資金來源，從而削弱金融機構對風險的應對動能。

這種「制度性容忍」也反映在銀行的報表處理邏輯上。面對明顯違約風險，金融機構往往以「展期」、「借新還舊」、「重組」等方式保留資產表面穩定。這不僅掩蓋了壞帳實況，更使資金無法流入具備生產性與創新力的領域，反而繼續滿足低效率生產的資金需求。

同樣邏輯也體現在房地產的開發，許多中小型房企並非因經營能力強，而是依賴與地方政府的政商關係，得以在土地拍賣與融資審批中獲得優勢。這種模式下的「軟預算限制」甚至與腐敗糾纏不清，使原本資金應該針對風險高者收取較高利率，甚或取消放款的風險市場化機制徹底失效，導致高倒閉風險者在政治考量下，持續獲得資金灌注。

這樣的資金循環，實際上將風險不斷從市場個體轉嫁至銀行體系，再從銀行體系轉移至地方財政，最終形成一套「不讓風險爆雷」的制度安排。這正解釋了為何中國銀行業的壞帳率長期維持在極低水準，並非風險不存在，而是風險未被揭示。一旦遭遇經濟逆風期，將如前蘇聯的經驗一般，產生連鎖性的風暴，讓「軟預算限制」成為風險累加的加速器。

地產泡沫  中小型銀行機構颳整併風

儘管中國銀行業的資產與負債總額持續成長，但根據《路透社》2025年2月12日報導，中國正展開一場前所未見的地區性銀行整併行動，迄今已有近300家農村銀行與信用合作社被整合為大型區域銀行，涉及資產總額高達人民幣57兆元（約合7.8兆美元）。這波整併不僅是地方金融體系結構的重大轉折，也與中國持續惡化的房地產危機密切相關。

報導指出，許多地區性銀行長年大量放貸給房地產相關企業與地方融資平台，在房價大幅下跌與開發商接連爆雷之後，這些銀行資產品質快速惡化。不良貸款率在農村商業銀行平均達3%以上，遠高於全國平均水準（約1.5～1.7%），部分更高達20%。這些原本規模不大、服務在地的銀行，成為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的第一線受災戶。

正因如此，中國當局選擇以大規模合併方式，嘗試集中處理地方金融風險，尤其是與房市連動性極高的壞帳資產。以遼寧省為例，新成立的遼寧農商銀行（Liaoning Rural Commercial Bank）一次吸收了36家高風險銀行，雖暫時穩定市場信心，但專家警告，將許多問題銀行打包整併，若無法同步強化資本與治理結構，反而可能放大系統性風險。

這波整併行動顯示，房地產危機已不再只是開發商的問題，而正透過地方銀行的壓力傳導至整個金融體系。中國選擇以行政主導方式控制風險蔓延，但成效與代價，仍有待時間驗證。

銀行若縮表  中國金融國際影響力將下降

過去十年，中國政府致力於提升其金融國際影響力，透過多項戰略布局加速人民幣國際化。中國人民銀行積極推動跨境支付系統（CIPS），並與多國央行簽訂本幣互換協議，以建立非美元清算體系。同時，中資銀行如中國銀行與工商銀行也持續擴張其海外據點，進入亞洲、中東、非洲及歐洲市場。配合「一帶一路」倡議，政策性金融機構大量提供基礎建設貸款與清算服務，打造出中國版本的國際金融網絡。這些舉措共同構成了中國金融輸出的制度性基礎。

然而，若參照日本1990年代的經驗，即便在泡沫時期日本一度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金融體系在資產崩潰後卻迅速內縮，銀行陷入不良債權困境，導致海外佈局減縮，東京也逐漸失去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這顯示，一旦國內資產泡沫破裂，金融體系必須優先進行風險出清與資本修復，也就是讓原本體系中估價過高的資產重新回歸應有的價格，因為這樣清算所帶來的資產價值減損，將嚴重壓縮對外資源與戰略意圖的執行力。

所以，若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系統性崩盤，將直接削弱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穩定性，金融機構可能被迫緊縮對外授信與佈局。中資銀行的海外業務與人民幣結算能力將同步下滑，對新興市場的金融滲透也會中斷。人民幣的國際信任基礎勢必受創，CIPS 等清算基礎機制雖仍存在，卻可能淪為形式性網絡，難以支撐實質影響力。最終，中國打造獨立於美元體系之外金融話語權的努力，將面臨重大挫折。

中國金融系統性風險浮出水面  3個觀察點

總而言之，在「軟預算限制」與政策主導的資產膨脹邏輯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表面看似可控，實則潛藏高度脆弱性。

未來若要研判中國金融風險的演變，大致有幾個關鍵跡象值得密切觀察，包括：中小銀行的整併與倒閉頻率是否持續升高？特別是農村與地區性金融機構是否出現資不抵債的連鎖反應。這些小型銀行正是房地產與地方債務風險最先觸發的環節。

其次，需觀察不良貸款率是否突破官方容忍紅線。雖然中國壞帳數據長期透過「展期」與「重分類」處理方式壓低，但若開始出現真實攤提與損失認列，即代表風險無法再被掩蓋。

最後，則是觀察中央政府是否被迫進行系統性金融重整，如大規模注資、設立資產管理公司（AMC）或啟動特別債轉股等手段。若出現這些訊號，便可視為系統風險開始「浮出水面」的重要轉折點。

中國銀行體系的全球排名與資產規模確實令人驚艷，但當我們深入其資產來源與風險結構，卻也不得不面對一個核心現實：這不是一個純市場驅動的金融系統，而是一套深植於房地產與地方財政依賴的政策性體系。當房地產業搖搖欲墜之時，若沒有大破大立的作為，中國金融系統終將迎來重大挑戰。只是，因為中國特色的獨特韌性，實在無法預測最後會是有秩序地緩緩著陸，還是重重下墜的沉痛摔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