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四中全會）塵埃落定，除了眾所矚目的人事佈局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十五五規劃」的定案。當中國經濟進入低成長與信心衰退的時期，這份五年藍圖被寄望為「中期振興方案」。然而，觀察其政策結構與制度延續，十五五更像是一次「治理模式的延伸實驗」，嘗試「以計劃駕馭市場」的政治邏輯，用技術創新來解決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境，而不是現階段中國最需要的再一次改革開放精神、再次啟動民間活力創意。

五年計劃的制度角色與歷史脈絡

自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啟動以來，中國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便不僅是經濟手段，更是政治治理的核心儀式。就如同《十四五規劃綱要》開篇明言：「五年規劃是黨和國家實施中長期發展戰略的行動綱領。」這種中期計劃的政策意涵，就是確立黨對資源配置與發展方向的最終主導權。

這與其他國家的「中期發展計劃」形成鮮明對照。日本的《科技基本計畫》、韓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中期計畫》，以及台灣在1980年代推動的「六年經建計畫」與「十二項建設」等，雖同樣以五至十年為期，卻是以行政機構為主體、民間參與為核心的政策工具。例如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區，正是六年經建與十二項建設交會的產物，顯示這些「國家中期規劃」仍服從於市場邏輯。

相比之下，中國的五年計劃更接近一種「政治憲章」。它必須經中央全會審議通過方具效力，象徵黨對整個經濟與社會的「總體設計權」。改革開放後，雖在九〇年代短暫出現「市場導向」語彙，但自「十三五」以降，五年計劃的功能再度政治化。2016年的《十三五綱要》仍寫有「轉變政府職能、持續推進簡政放權」，而2021年的《十四五規劃綱要》則改為「引導規範市場主體行為」，雖僅是語氣的轉換，卻明顯標誌著治理邏輯的轉折。

今日，當中國進入「計劃經濟之後的計劃時代」，十五五的角色更像是「國家治理體系升級版」。在這樣的政治架構中，五年計劃將不只是發展路線圖，更將是習近平執政的思維展延，更將深刻影響下階段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面貌。

習近平時代的三維治理框架

自2012年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的經濟治理逐漸形成三個互相支撐的維度（即台灣常稱的次元空間），也就是：經濟發展、經濟安全、國家治理。

第一個維度是「經濟發展」。在「十三五」階段，核心任務是「脫貧攻堅」與「製造強國」。官方語句指出：「持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展新動能，建設製造強國。」；而進入「十四五＋2035遠景目標」時，語言已轉為「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等更宏大的發展目標。

第二個維度則是「經濟安全」。在全球供應鏈重構與美中科技脫鉤的背景下，《十四五規劃》首次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綱要還強調「加快補齊基礎零部件、基礎軟體、基礎材料等瓶頸短板」，表明科技自立的安全化導向。

第三個維度是「國家治理」。在此層面上，「四個全面」提供了理解習式治理的政治坐標，從最基礎經濟面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始、逐步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四者共同構成一個從民生到權力的閉環體系：前兩者以經濟成果鞏固政權合法性，後兩者則以制度化手段擴張政治控制。

這種治理結構在市場上具體化為：上市公司設立黨支部、螞蟻金服被監管重組、國企改革與民企整頓並行，形成「資本馴化」現象。習時代的經濟治理因此可視為三維結構的互鎖體系——以發展為名義，以安全為核心，以控制為手段。

國家主導創新的困境與十五五的矛盾

在十四五階段，「科技自立自強」被明確定位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隨著十五五的規劃定調，「新質生產力」成為政策熱詞。四中全會公報明言要「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佔科技發展制高點，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等等，這些語言顯示中國正以「國家主導創新」作為突破外部科技封鎖、重振增長動能的關鍵策略。

但國家真的可以帶動創新嗎？以「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俗稱「大基金」）為例。這一由中國財政部主導的政策性基金，自2014年以來投入數千億元人民幣發展晶片自製。《金融時報》、路透社等報導都指出，大基金投資集中於官僚體系與國企，缺乏市場化退出機制，多起廉政調查顯示資源錯置的問題(註)。

即使在看似成功的新能源車（電動車）產業，中國成功地「集中力量做大產能」。根據《經濟學人》報導，中國在電動車電池、供應鏈與製造規模上已遙遙領先，但政府補貼與低價出口引起歐盟、美國反補貼調查(註)。

另一個也是新質生產力代表的光伏（太陽能）產業也顯示「政策過剩」的邏輯，在政府的強力主導下，中國的太陽能面板產能，依據高盛集團的估算，已經是世界需求的1.9倍，導致出口價格低於成本、內卷嚴重(註)。

整體來看，檢視《中國製造2025》這項標誌著習近平時代中國製造業升級的國家工程，八年的實施成果顯現，政府的巨額投入與補貼並未完全轉化為預期的技術自立。最典型的是半導體產業：儘管北京投入超過兆元資金建立「大基金」，並宣稱要在2025年達成70%的自給率，但截至2024年，本土晶片自給率僅約三成，高端製程仍止步於7奈米，核心製造設備與EDA軟體完全受制於國際供應鏈。(註)

高端機床與工業機器人則呈現另一種落差。中國的機器人年安裝量已連續居世界第一，但核心控制器與精密減速機仍需進口，日本與德國品牌依舊主導高端市場。電腦數值控制機床領域雖新增數千家國產企業，卻普遍集中在中低端； 2022年在高端數控機床市場中，中國數控機床佔比略高於30%，未達到當年佔比70%的目標。(註)

航空航太裝備更凸顯制度與技術的張力。C919客機雖已完成商業首航，被視為民族工業象徵，但核心航電與發動機仍倚賴外資供應，以安全為前提的國際適航認證也進展緩慢。政府投資換來的是規模與象徵，而非完整的自主產業鏈。

綜觀各項成果，《中國製造2025》成功推動了產業布局與政策協同，使中國在中低端製造的全球份額進一步擴大，但在技術「深水區」，尤其是高端精密製造、基礎科學與核心技術——國家投資與技術突破之間的轉化效率依舊低迷。這正是「以政策推技術」模式的結構性困境：資本可以集中，人才與創新卻難以計劃。

這些案例反映出同樣問題：中國可以集中力量「做大產業」，但能否「做強創新」？創新的本質在於試錯與市場篩選，但在「集中力量」的架構下，試錯被視為浪費、競爭被視為不穩定。也就是說，集中力量或許真的加速建設，可以做大事，但對於孕育創造力而言，集中力量並非真正有效的模式。十五五若延續此模式，「新質生產力」恐怕會淪為政治口號，而非經濟現實。

對症下藥需要真正的勇氣

從總體經濟面觀察，中國正面臨過去支撐成長的「三駕馬車」同時失速：外貿在高關稅與非關稅壁壘下動能趨弱，內需長期低迷、通縮壓力上升，房地產則陷入深度調整。若要重啟活力、擺脫增長下行的結構性困境，關鍵不在更多刺激方案，而在於市場結構與制度面的深層改革。(註)

中國與國際市場的再連結亦是根本課題。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曾憑藉 WTO 帶動出口導向的高速成長，形成「中國製造、華爾街資金運籌」的全球分工格局；然而，進入習近平時期，這套體系幾乎瓦解。疫情衝擊與香港「反送中」事件更使國際信任滑落，外資卻步，加上美國的政策藩籬，讓中國仇外情緒滋生，再次走向孤立方向。

因此，中國經濟要真正復甦，領導層必須展現直面現實的勇氣。是否仍以「民族偉大復興」為最高目標，將所有資源納入黨的意志體系之下；抑或重拾過去「韜光養晦」的務實智慧，聚焦民生與制度調整，讓現有的產業基礎轉化為全民福祉與真正的國際尊嚴，這將是決定未來十年方向的關鍵。

然而，二十屆四中全會公報明言：「十五五時期經濟與社會發展應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推動高品質發展，促進市場與政府良性互動。」這意味著，「市場與政府的互動」仍被置於「黨的全面領導」框架之下。於是五年規劃愈來愈像一部政治治理宣言，中國經濟或將繼續「以計劃馭市場、以安全定增長」。

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一個新的疑問正在浮現：當被「馴化」的資本家與創業者重新出場時，他們還能否成為真正的創新引擎？馬雲的起落，正象徵著民營資本從「推動者」到「被規範者」的角色轉變。當企業家的創新衝動被政治安全取代，十五五階段即使再度推崇「新質生產力」，也難以回答誰將成為下一個產業龍頭。

中國政府儘管規劃了清楚的創新目標，但與關鍵技術的落差不一定可以縮小。集中力量可以加速建設，卻未必能孕育創造；改革開放的成功來自民間活力的釋放，而非權力的集中。若以「安全」之名再次收攏權力，十五五或將不只是下一個計劃，而是中國經濟邁入政治化新階段的轉折點，讓創新陷於制度的自我設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