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24年12強棒球賽敘事為主軸的《冠軍之路》紀錄片，自今年元旦上映之後，票房迅速衝破八千萬，登上台灣紀錄片影史賣座第二名。片中一方面描述12強Team Taiwan的奪冠歷程，另一方面回顧2013年的世界棒球經典賽複賽、台灣僅差一顆好球就能擊敗日本的遺憾，讓戲劇性的經典賽事更具歷史縱深。此外，透過深度訪談陳傑憲、林昱珉、林家正、張奕等奪冠球員的職業生涯奮鬥史，讓觀眾更加認識這些有血有淚的台灣英雄。即使觀眾早已知道結局，許多人仍然在觀賞過程中感動到熱淚盈眶。

《冠軍之路》的亮麗票房和熱烈討論，反映棒球運動在台灣社會的特殊地位。從日治時期引進台灣以來，棒球即在本土社會生根茁壯。儘管戰後一時未獲官方重視，但1968年的紅葉少棒引起政府關注，點燃1970年代的世界棒球「三冠王」熱潮，1990年職棒創立後迅速造成轟動。在國際舞台上，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銀牌、2001年世界盃季軍、旅美投手王建民效力於洋基隊的精采表現、2013年世界棒球經典賽打進複賽，一直到2024年底的12強冠軍，棒球總是能帶來社會團結與集體認同的效果。

國際賽事會週期性地帶來許多「一日球迷」，其中不少會成為特定球隊與球員的粉絲、甚至也有小球迷因此立志成為球星，或是熱愛運動而收集數據、加入專業團隊的「棒球統計」專家。然而，以社會科學方法與實證研究，探討棒球等重要運動的歷史起源、制度績效，與其對政治、經濟層面的外溢效果，仍是台灣學界有待努力的方向。

發現世界棒球史裏的台灣魂

棒球風潮顯然有助於提升學者與球迷們對台灣棒球史的興趣。棒球發源於英國民俗運動板球（cricket），19世紀中期開始在美國風行並傳播海外，再由日本殖民政府在20世紀初引進台灣。1930年代左右，棒球已逐漸在台灣普及，成為民間盛行的現代運動，至今已將近百年。台灣體育學者盂峻瑋於2008年出版《Playing in Isolation: 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與美國歷史學者毛岸俊（Andrew D. Morris）2010年著作《Colonial Project, National Game》（中譯本即將由堡壘出版）對台灣棒球發展史，以及成為「國球」的過程，有詳細的記錄。台灣與日本野球如甲子園或日職的特殊歷史因緣，更反映在許多近期的通俗棒球史著作中。

球類競技運動經常能提升國族光榮感與強化國家認同，例如加拿大的冰球、印度的板球、紐西蘭橄欖球，乃至愛爾蘭本土化的「蓋爾式運動」（Gaelic games）等。特別是當國家面臨危機或外部威脅時，往往會促成「運動國族敘事」。以 1980 年在紐約州寧靜湖（Lake Placid）舉辦的冬季奧運為例，當時正值美蘇冷戰高峰，由大學生和業餘球員組成的美國冰球隊在外界極度看衰的情況下，竟扳倒了長年稱霸冰球的紅色強權蘇聯。這場被譽為「冰上奇蹟」（Miracle on Ice）的賽事，是美國體育史上最偉大的勝利之一。

最近，黃柔翡博士與本文作者們合作的論文，利用中研院社會所在2024年11月進行的兩項民意調查，由於每天都有一百多個電訪樣本，我們逐日追蹤12強賽事的對戰成績，與台灣民眾自認為是「台灣人」、「中國人」以及「兩者皆是」的身分認同變化註，發現我國民眾在球賽期間的認同更兩極化，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如預期上升，也有少數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中華隊），但兩者皆是的比例顯著下降。其中，對戰韓國一役的勝利，對台灣認同提升影響最大，其他賽前不被看好的比賽逆勢獲勝、或是大比分勝出的比賽，也會激發認同。該論文即將刊登於重要的國際政治學刊《民族與民族主義》。

提高球隊勝率的制度因素

國家認同是贏球的政治效果，但未必是贏球的制度原因。雖然競技運動的成績與「國力」不見得能劃上等號，但國際賽事的體育成績，確實和某些國家發展指標正相關。根據丹麥運動政策學者Rasmus K. Storm 和挪威政治學者Tor Georg Jakobsen 於2024年的研究，冷戰結束後，夏季奧運的人均獎牌數表現，民主國家優於集權國家，顯示公民參與和公開透明的治理及決策過程，有助於國家代表隊在頂級賽事的表現。  

另外，溫健民、吳家裕與林宗弘三位學者跨國合作的足球研究也發現，國家若有較長期穩定的民主經驗和相對較低的貧富差距，其男子足球隊在FIFA世界盃國際賽事中的表現也會逐漸變好。雖然民主國家通常是經濟發達國家，但加入民主因素（研究上有顯著效果）後，人均GDP的效果消失，主因是富裕威權國家（大部分是中東產油國）運動表現並不好，導致其高人均GDP的影響不明確，顯示民主自由是職業球類發展的重要制度條件。

就台灣棒球的發展興衰來看，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互惠而非單方資助，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Daron Acemoglu與James A. Robinson所謂的「紅皇后效應」，對運動長期發展有所助益。  一方面，自1970年代，國民黨政府的地緣政治危機，使其投入資源以宣傳國家榮耀；另一方面，棒球獲得公民社會的「草根」基礎支持，若台灣民間沒有深厚的棒球文化底蘊與人才積累，這些「宣揚國威」、「民族榮耀」的敘事就無法實現。因此，其他重要職業球類運動例如足球或籃球，迄今仍未能達到與棒球類似的影響力。近年來，我國運動選手在亞、奧運等大型運動舞台表現亮眼，職棒帶動的運動經濟日益繁榮，在國際賽的成績也漸入佳境，某種程度上反映台灣國家投資、公民社會及產業支持的共伴效益。

中國複製台灣職棒的考驗

有趣的是，中國於去年底新成立「中國城市棒球聯賽」（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簡稱CPB），在經典賽預賽之後引起兩岸關注。CPB除了英文名稱刻意與中華職棒（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CPBL）混淆外，原來規定每支球隊的30人名單中，「台港澳球員不得少於10人」，希望積極吸收台灣棒球人才。

雖然這項規定最後沒有執行，但組成球隊的地緣位置「上海正大龍」、「廈門海豚」、「深圳藍襪」與「福州海俠」，排除了中國早期發展棒球的北方重點城市如天津、北京。再從出資者的背景，如預計在2026年夏季加入的「長沙旺旺黑皮」隊為旺中集團出資，以及官方宣傳文件用「中國台灣」稱呼台灣，另將棒球和「回家」的意象連結，暗指「兩岸統一」的期許來看，中共明顯企圖以投資棒球作為統戰手段，以爭奪連結台灣認同的國族榮耀。

過去中國並未如此明目張膽地以統戰手法滲透台灣棒球界。不過，中國發展棒球並非新鮮事，台灣棒球人才在對岸發展也行之有年，無須大驚小怪。中國棒球史上第一個棒球聯賽「中國棒球聯賽」（CBL）成立於2002年，其後數度停辦，2019年以「中國職業棒球聯賽（CNBL）」為名重新開張，一個球季後又因Covid-19疫情長期停擺，直到2023年才重啟，整個產業並不穩定，和世界主要職棒聯盟相比，球員薪資更難望其項背。雖然自2009年起美國職棒在無錫、常州等地建立棒球發展中心，然而棒球在中國仍是非常小眾的運動，也未能培養出大聯盟球員。根據報導，CPB將先以舉辦短期賽事的方式「試水溫」，在2028年落實主客場等職棒慣例，未來成敗還有待觀察。

中國政府投入更多資源、民間也相當風行的足球，是職業棒球發展的前車之鑑。自2001年爆發第一波假球案、2015年習近平宣示改革中國足球、2022年再次爆發大規模弊案，直到2026年1月國際足總（FIFA）最新排名中，中國滑落至第 93 名，創下自 2016 年以來的新低。

近十年中國力圖改革足壇卻成效不彰。根據英國媒體BBC的深度報導，中國足球因官僚與裙帶關係導致貪腐不斷，「肅貪」淪為政治鬥爭。 在中共專政下，選手對黨忠誠與官員貪腐利益優先，缺乏產業競爭與媒體爆料的制衡，未能引進專業管理與球員養成的基礎設施和科學選才，空有大量足球人口卻難產生頂尖球星。參與人口遠遠不及足球的棒球，恐怕更難在中國扎根。尤其如足球、棒球這類團隊運動，需仰賴廣泛公民參與、跨國資金及媒體市場機制，才能建立完整產業鏈，這些都是威權體制下難以存在的條件。

台灣《冠軍之路》如何挺下去？

當然，台灣的運動文化環境並不完美，棒球雖然號稱為「國球」，職棒球迷也相當熱情，但打棒球的人口還是有限。根據體育署2025年的運動現況調查，棒球參與人口略低於1％。在一些比較重視健康與工作平衡的先進國家，運動被視為一種生活方式、甚至是公民權利，常有業餘愛好選手獲得國際賽事的優勝，而不只是靠國家培養的少數菁英運動員撐場面。

另一方面，近年來台灣旅外球員未同意徵召加入國家隊、或是在重要賽事輸球，民意的諒解已經大過批評，顯示台灣民眾認知的改變—全民運動是職業化的基礎，在此基礎上，職業聯盟制度健全與國際賽事成就之間，有機會形成正向反饋。

最近，運動部的設立與國科會相關計畫等學術投入，有助於強化國家的運動資源，但政府推廣運動有其極限，更需要來自公民社會的草根參與，以及對國內外資金、人才開放與在地產業支持。在 12 強《冠軍之路》的榮耀之後，如何將球迷感動轉化為全民參與的日常，深化屬於台灣的運動文化、提升全民健康，或許比下一個國際冠軍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