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習近平提出對疫情後全球秩序的判斷：東升西降。那一年，中共慶祝建黨百年，並認定自己成功控制疫情。美國大選後的政治動盪與疫情高死亡率，也讓這位中國領導人加強了東方崛起的信心。

東方崛起？

他也配套採取行動。2021年下半年，習近平發起一系列高調打擊民營企業的行動，中國經濟迅速反應，2021年下半年即放緩。2022年清零政策繼續拖累，經濟降至1990年代初以來的最低水準。

《經濟學人》前總編輯比爾.艾默特(Bill Emmott)指出，日本在對自身經濟成功產生傲慢後，開始犯更多政策錯誤。人們也會問：東升的說法是否會讓中國更傲慢。2020年疫情初期能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仰賴一種古老的國家能力：控制人口移動。這種能力的基礎是公民社會的落後與邊緣化。古代國家能展現的控制力，現代國家未必願意或能夠複製。

小唐納德.G.麥克尼爾(Donald G. McNeil Jr.)在《以中世紀的方法對抗冠狀病毒》(To Take on the Coronavirus, Go Medieval on It)中提到，美國在1892年曾成功實施國家隔離以阻止漢堡霍亂；古巴1980年代也曾強行隔離愛滋病患者，使死亡率低於紐約；1918至1919年西班牙流感期間，中國死亡率為1.3‰，而世界其他地區達2.5%甚至更高。

但1980年代的古巴不是先進機構、科學與技術的典範；西班牙流感時的中國也不是。當時中國虛弱到在巴黎和會上，德國控制過的山東被轉交日本而非回歸中國。這裡所說的國家能力，更多指控制人口流動的能力，而這在秦朝就已高度成熟：秦始皇把12萬戶人家安置在京城附近並置於監視之下。中國的人口控制能力反映了它早期從部落社會的演變。

中共當然可以為初期防疫成果感到自豪，尤其是能以行政能力擴大健康碼；但若以這種帶有原始控制色彩的能力來宣告東方崛起的勝利，這種表述非常勉強，也在概念上更值得推敲。或許周恩來談法國大革命那句話正合時宜：「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也可以說，採取更大行動同樣為時過早。」

政治和經濟風險

中國似乎正進入1978年以來最不確定、也最複雜的時期，甚至可能可追溯到1949年。經濟面充滿不確定性：壞帳、不利人口結構、低生產率成長、成長放緩與中等收入陷阱。在喬治.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看來，「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正處於危險之中」。這些風險較長期，領導人與民眾仍有時間調整預期；但更令人擔憂的是，經濟風險與政治風險可能交織放大。

在習近平鎖定第三任期、政治複雜性上升的同時，經濟已被動盪撼動。2021年8月，中國內地與香港股市一周內蒸發5,000億美元市值；房地產價值接著可能急遽下跌。這將重擊城市中產階級淨資產，也將削弱地方政府收入。許多大型計畫，包括昂貴產業政策，依賴土地出讓金；土地市場轉弱意味著預算緊縮。一些地方政府已出現財政收入急，並宣布削減公務員薪資。

獨裁者同時要面對兩類不穩定：一是菁英內部不穩定，菁英為權力、資源與貪腐彼此鬥爭；二是菁英與非菁英之間的不穩定，來自民眾對菁英的反抗。過去繁榮經濟緩和了兩者：經濟大餅變大，勞動、資本與國家壓力都相對可控，分配衝突也更易被吸收。即便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偏高，分配緊張仍是可控的。

幾年前，懷默霆(Martin Whyte)反駁了貧富差距擴大必然導致中國社會動盪的火山口論。他的調查顯示，中國受訪者對不平等的容忍度高於許多學者假設。但必須注意背景：該書2010年出版，資料來自更早期，當時成長仍強勁。社會火山沒有爆發，是因為絕對收入成長的效應壓過相對損失的效應。

絕對收入成長對政治穩定至關重要。經濟衰退使大餅縮小，增加菁英內部以及菁英與非菁英之間的分配衝突。這些衝突本就難管；若政治更不講規則、權力鬥爭更激烈、資訊更扭曲、獨裁者更自信，風險就更高。對習近平第三任期最大的威脅之一，正是對經濟的處理失當，以及成長放緩帶來的政治後果。

經濟低迷也可能讓政府更具掠奪性，拉高社會對立。在擴張時期，國家、資本家與家庭的政治動態，與萎縮時期截然不同。家庭是主要要求收入的一方。改革時代勞動收入占比下降，但在絕對收入持續成長下，政治與心理上仍可承受。第二個要求收入的是國家，透過稅收徵收；還有資本家，透過保留利潤取得。兩者在快速成長與分配變化中都受益甚多。

現在換成萎縮情景。若要安撫家庭並維持其政治順從，唯一辦法往往是設計有利家庭的收入轉移；而絕對收入成長已不再可用。政府可以減稅，但中國政府似乎不願放棄收入來源。資本家在這情境下更脆弱。習近平透過羞辱資本家、要求大額慈善捐款來推動所謂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是一種掠奪性策略。媒體報導，政府加強監管後，騰訊同意捐贈150億美元給公益機構：阿里巴巴、拼多多、京東、美團等也做出類似承諾。

這些捐款金額雖大，但更多是姿態而非實質。在14億人口國家，這遠不足以抵消成長放緩帶來的收入損失。除非高科技億萬富翁看清這點，否則他們在做出捐款承諾的同時，也等於承認背後存在脅迫。強制性再分配不只破壞超級富豪的誘因與財富積累，也會破壞中產階級股東的誘因與財富積累。這些捐款多動用公司資金，也就是投資者的錢，而非個體企業家私人財富。結果並不意外：捐款宣布後股價下跌，進而引發裁員，壓低專業勞動力的收入狀況。
(節錄自第九章　習近平的中國共產黨)